三

20世纪30年代，一些前辈哲学家潜心研究和著述，创造了几个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力图对振奋民族精神、改造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所帮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青年张岱年对他们的学识和创造精神十分钦佩，但是不能认同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比如在《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文章中，他就批评了“物缘心而有”“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也批评了冯友兰“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和理“超时空而有”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试图效仿前辈，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也系统地表达出来，于是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10]这里阐明了这种新哲学的性质和建构原则，所谓“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就是一种吸收了中国哲学中的人生理想学说之精华和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的辩证唯物论哲学。

这种新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之学讲的，“欲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11]，故其名称可以叫作“天人新论”，实即辩证唯物论的天人之学，或辩证唯物论的天人关系论。在张先生看来，“哲学是研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12]。研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在中国哲学，就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它的任务是要论明“天道”“人道”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知天”“知人”即认识“天人之道”的方法。张先生为写作“天人新论”制定了大体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几部分，力图对天人之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作出辩证唯物论的解决和回答。因为在他看来，“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新唯物论的宇宙论是对理的，注重历程与等级。新唯物论的知识论之基本观点是实践，注重知识之实践的基础，及外界为知识之源泉，更进而阐明知识之社会性历史性，由以解决感觉经验与概念知识之对立，以及真知之相对与绝对。新唯物论的人生论之根本见地在认识人之社会性，又注重人与环境、自由与规律之对理，而最注重者是变革世界的实际道路”^[13]。他的“天人新论”正是顺着新唯物论的基本路向而更有所扩充。所谓“扩充”是指“对于西洋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对于中国哲学方面说，可以说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哲学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14]。同年稍后，他又在《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哲学札记中，对这种新哲学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展开，其要点是：在宇宙观，他强调“生生两一，一本多极”；在人生观，他主张“克服矛盾，与群为一”；在知识论，他注重“物为知基，由感而思”。张先生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实际上雏形已现。

按照自己的哲学思路，青年张岱年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为指导，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以问题和范畴为纲，对中国传统天人之学的主要内容、理论系统和发展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就是他写的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该书可以说是“天人新论”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溯源部分。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陆续写出《哲学思维论》《事理论》《知实论》《品德论》等书稿，试图对“天人新论”各部分的内容在理论上充分展开和作精密的哲理论证，合之即可体现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全貌。可惜因“厥后生活日益窘迫，运思维艰，竟尔辍笔”^[15]，未能全部完成。1948年他在《天人简论》中概述了这一新哲学体系的十个要点，使我们对“天人新论”之全貌仍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https://www.daowen.com)

上述两件工作，一史一论，纵横交织，互相贯通，互相发明，史论结合，相得益彰。“史”的研究增加了“论”的历史厚度，“论”的研究增加了“史”的理论深度，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充分显示了青年张岱年的哲学睿识，也确立了他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的地位。

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精研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力图创建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不仅是张岱年在青年时代的哲学追求，而且也是他牵挂终生的事业。1949年后他没有条件继续做这一工作，只能将其“存而不论”，但并不等于他已放弃这一事业，或对其方向、意义、价值有所动摇和怀疑，他在晚年还有撰写《自然与人》一书的计划，就说明他始终没有忘情于“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创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