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方克立力图把现代新儒学思潮放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来考察，“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就是他在认识中国现代各派思想走向及其相互关系时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研究现代新儒学不能离开这样一个总体的思想背景，不能离开中国现当代的其他思潮来孤立地进行研究，特别是在考察儒学的现代命运和未来前景时，不能不同时关涉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及其未来命运问题”[26]。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儒学发展的问题及前景”学术讨论会上，方克立在题为《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的大会发言中，首次把现代新儒家看成是足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足为三”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他认为，这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27]
方克立的上述看法，首先引起了与会的海外、台港新儒家学者的注意，并且作出了不同的回应。1989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28]一文中说：“大陆的学坛，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界，已对儒家传统形成了新理解、新共识：五四运动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复兴’这派学说也必须列入考虑。较平实的提法是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与杜维明肯定三大思潮说是“较平实的提法”不同，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蔡仁厚则仍坚持思想上的“夷夏之防”，他说：“近年来，大陆学界有一个说法，认为当代中国的思潮有三：一是马列唯物主义，二是西化派的思想，三是新儒家的哲学。其实，前二者并不属于中国，不是‘中国的’慧命。只有当代新儒学，才是顺通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而开显出来的中国的智慧方向。”[29]
1989年5月，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文中，以一节篇幅专门论述了“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间错综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认为，如果以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为标志来界定近现代思想，那么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三个派别均属于这一范畴，而且它们反映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70年来虽互有消长但都有不衰的生命力，相互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这三派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文章回顾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从“问题与主义”论战、科玄论战直到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其间发生过的一次又一次思想文化论战，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这三派之间展开的。他认为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样，大陆、港台和海外的中国学界越来越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三大思潮互相冲撞激荡，既有斗争又有联合，形成了内外交织、色彩斑斓的思想画面。[30](https://www.daowen.com)
方克立对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统一关系”的论述，其中已包含有“局部的一致、联盟关系”“互动”“互补”的思想。譬如，他认为现代新儒家对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现代化即等于西化”观点的批评，西化派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有合理之处，有些还说得相当中肯，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这些流派之间也有可能建立某种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关系。[31]
1989年7月，杜维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32]1990年6月，刘述先在香港《明报》的一篇文章也有类似提法。1990年12月，方克立在澳门儒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一文，其中肯定杜维明、刘述先等人的“互动”说是一种“从中国现代思想实际出发的很有识见的提法”，比那些固执儒家“道统”观念，把别的思想学说都看成是异端邪说的正统派新儒家心态要健康、开放得多。这篇文章就三派“互动”“互补”的可能根据提出了几点看法：首先我们应重视史华慈所说的它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这句话，三派思想从起源来说就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所思考和企图解决的大体上都是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等问题；他们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主题；他们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又想避免西方文明发展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缺点；他们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在思想上都具有文化启蒙的性质和特点。不过三派所选择的具体道路和所表现的方式不同，它们在同一层面上所形成的紧张和冲突，事实上对推动上述问题的解决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他还从三派思想并非绝对互相排斥，三派思想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经过交流对话也有可能取得某些共识等方面进行了论证。由此他得出结论：“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想流派——马列、西化和新儒家，如果说各占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必一定只有冲突和紧张，而是有可能同时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33]这是大陆学者对“互动”说的首次明确肯定，同时他也说明在三派怎样“互动”、何谓“良性循环”等问题上与杜、刘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受到了两点批评和质疑：一是是否忽视了“互动”背后的挑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是是否将三大思潮并列，“平分秋色”，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潮”的地位。方克立从“提撕警醒使我们避免东倒西歪”的角度对这些批评表示欢迎，但若是具体针对他的观点，这些批评则未免有无的放矢之嫌。他说明讲互动并没有否定对立斗争，而是在对立斗争基础上的互动。新儒家和西化派都反对马克思主义，有对立和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新儒家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西化派主张大力吸收西方文化，都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思想因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因此与新儒家、西化派在某些问题、某一点上有可能形成共识，这就是互动发展的基础。肯定“互动”说并不是丧失立场，肯定“互动”说也不是如某些人所攻击的是搞什么“统战”把戏，而是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需要，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34]马克思主义“主潮”论在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是随处可见的。譬如，他在给一本书写的“序”中就明确地说：“现代新儒学只是现代中国三大思潮之一，而且显然不占主流地位，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评价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高地估计它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的主导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由于它不仅总结和继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而且善于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以才具有‘改朝换代’、改天换地的巨大威力，它理所当然地成了现代中国三大思潮之主潮”[35]。
“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又符合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实际，所以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已被不少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史论著用来作为基本的叙述和解释框架。方克立也在以后的文化研究中多次运用这一思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