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综合创新”文化观
在当今中国得到广泛认同的“综合创新”文化观，是张岱年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方克立教授是它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和阐释、发挥者之一，所以有的学者把张岱年和方克立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36]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创造的综合”“文化的创造主义”的主张。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进一步提出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张先生是在1987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但在最初几年，学术界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如一些人在概括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时，并没有把“综合创新”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主张来认识和评价。1990年春，方克立在接受一次访谈时说：“前些年，有的同志曾把文化讨论中的不同观点归纳为‘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派，我总觉得很不全面，因为它没有给文化讨论中众多主张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综合创新的一派观点以应有的地位。”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派（可简称‘综合创新’派），是80年代文化讨论中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它们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统一关系，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业已形成的思想格局。是70年来文化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延伸。”[37]在这里，他把80年代的“文化热”看作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的继续和延伸，仍然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去考察其中不同思想派别的分歧和论争，因此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思想分歧的实质。他还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方克立这里的概括，把综合创新派的基本思路和文化价值取向进一步明晰化了，同时也在理论上深化并升华了它。”[38]“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和完整的，它既总结了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自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的，对促进当前的文化研究和建设很有意义。”[39]
方克立后来又对这一被人们称为“十六字诀”的文化观作出过说明：“这几句话都不是我概括出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贤们早就说过了的。‘批判继承’是我们继承历史遗产的方针，包括区分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对精华也要经过扬弃、批判、改造，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才谈得上继承和利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说明继承、利用古代的或外域的优秀文化成果，其目的是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综合创新’则是讲继承历史遗产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关系问题。文化的发展不能只有继承没有创新，而创新又必须以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为基础。上述四句话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针，对时代的课题——古今中西问题的完整回答。”[40]去年他又说：“我之所以把‘综合创新’与‘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在一起，主要是想把这种文化观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就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41]这充分表明他是把文化研究与党的文化事业自觉地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从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关系的说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理论自觉。他认为，由于张岱年能够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文化问题，因此他在30年代提出的“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在基本精神和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在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和方针也是一致的。(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方克立不仅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表示心契和赞同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而且专门写了《大力宣传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新”论》《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等文章，大力阐扬“综合创新”之义，对这一文化理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与深化。他通过对16世纪末叶以来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讨论的回顾，说明“综合创新”文化观虽然是现代人总结和概括地表述出来的，但却是四百年来，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曾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并且积极地探索实践着的一个正确的文化方向，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已经证明，“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派和国粹派，也优于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因为它不仅已经超越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近代以来最正确的一种文化主张，也表现出了最健全的文化心态。[42]他还把这种文化观的内容概括为四个要点：一、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我们都要学习、借鉴、继承、吸收。就学习、继承的对象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全方位开放的，是全面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西方文化，都是立足于中国今天的现实，都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和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就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原则。三、学习、借鉴、继承、选择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域文化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继承法。把握“扬弃”这个概念，就能了解“批判继承”的实质。四、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文化系统的解构与重构，是一个既有分析又有综合的辩证过程。辩证的综合本身就是创造，就是创新。[43]后来有的学者又把这四个要点称为“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四大要素或四大特性，即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44]
经过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问题的全面深刻反思，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综合创新文化观。1994年5月，张岱年和方克立共同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公用教材《中国文化概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九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这就意味着已将文化“综合创新”论写进了国家教委主持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高校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综合创新论虽然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提出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作为一个成熟的系统的文化理论，认识还有待深化，还需要从理论、历史和方法等层面对它作深入研究。去年年初，方克立在回答《哲学动态》记者访谈时，提出了自己对如何深化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的一些初步意见：第一是要对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作一系统的清理，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及其相互关系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说明综合创新文化观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于前人合理思想的批判继承和总结，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二是要从理论上对综合创新文化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阐明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与可重构性、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性与可相容性，分析与综合、解构与重构的关系，辩证综合与折中调和、简单拼凑的原则性区别，辩证综合与创造、创新的关系等问题。第三是要用中外文化史、文明史的大量历史资料说明“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杂以成家”正是反映了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规律。第四是要研究、探索怎样综合创新的方法，力求具有可操作性并考虑到方法的多样性。他认为在方法论上的综合创新也要走中西结合与互补之路。[45]这些意见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世纪之交，方克立为几次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21世纪与东西方文化》（1995年）、《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997年）、《21世纪，能否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1998年）、《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2000年）、《“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2002年），基本上都是以阐述“和而不同”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为主题。针对“文明冲突论”和要求“定一尊”“持一统”的文化专制主义及文化霸权主义，他着重发掘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资源，赋予它以强烈的现实意义；针对“复兴儒学”“全盘西化”和折中主义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论，则着重强调“综合创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其实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文化观，充分显示了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最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来研究文化问题的理论优越性。这些文章中也有一些新提法、新概括。譬如，他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问题，学术界有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东化”与“西化”之争，形成20世纪学术史上的最后一道风景线。他认为以“河东河西论”形式出现的“东化论”和以“全球化论”形式出现的“西化论”，虽然各具合理因素，但总体上看，都是没有现实性的片面、偏激之论。因此他希望在新世纪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并且主张用比较平实的东西文化交流会通、综合创新的观点来消解二者的尖锐对立。[46]显然，这是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合理性与现实意义的再一次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