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40年来，方克立主要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清理祖国的哲学遗产，探索和总结中国人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服务。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始终十分关注的。90年代他曾表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它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它在中国未来新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也一直是我近年来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47]
方克立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但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指出了一条通往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48]因此，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内容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说明它们虽有古今、中西之异，但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作为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集大成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是可以相容、相结合的；并且力图找到具体的结合点，探索通过二者的结合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同时亦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的有效途径，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方克立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方面。
在40年前关于《周易》研究方法的讨论中，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挂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哲学名下，认为这种“结合”是违背历史主义原则的。但他并不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代哲学语言对古代哲学思想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与阐释，并以艾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49]为例，说明只要采取正确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是可以做到“既不贬低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地位，也不把它们夸大成为现代辩证法的样子”的。[50]
方克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克服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偏见、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最先进的哲学，它又是超越了一切民族的与地域的局限性的“世界的一般哲学”[51]。中国传统哲学要实现现代转化，固然要学习西方近现代哲学，其捷径是学习和掌握既吸取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因素，又克服了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弊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人类认识史的高峰来“一览众山小”，把西方近现代哲学也当作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学习。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一个向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学习并与之相结合的问题，作为“世界的一般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一个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实现民族化、本土化的问题。二者相互需要，相互结合，于是就使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际上成了同一个过程。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方克立认为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亦即对其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可总结的经验教训也很多，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还不如现代新儒学研究“热门”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他认为6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地继承和总结中国传统哲学遗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与特点，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他对冯友兰讲的现代哲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毛泽东的哲学实际上也是接着中国古典哲学讲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可以说“《实践论》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知行问题讲的”而又大大超越了传统哲学[52]。《实践论》所达到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高度，是王夫之（传统知行学说的最高成就）、孙中山（近代知行学说）等人都不可企及的，但它又是前人知行学说之合理内容的批判继承、总结与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同时，方克立也发表过这样的看法：“20世纪，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他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典范。60多年来，他的后继者们虽然力图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但是成绩不甚理想，表现在我们的哲学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两张皮的情况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本土化的论著尚不多见。”[53]他在肯定冯友兰的《新理学》在西方哲学中国化方面的成功尝试时，甚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国现在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哪一本在中国化（包括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方面是十分成功的呢？仅就‘中国化’这一点来说，有哪一本能超过冯友兰的《新理学》这本解放前的‘大学教程’呢？”[54]由此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特别是怎样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问题是十分关心的，甚至有一种急迫感。当然，他对60年来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不是一概抹杀，譬如他对冯契的“智慧学说”就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力图解决知识如何发展成为智慧，如何实现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的问题。不论他是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努力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55]。
1998年8月，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李岚清同志的指导下，作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参考用书，由教育部组织集体编写的，张岱年任编委会主任。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力图“实事求是地、科学地阐述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放到整个人类智慧的继承和发展中来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同时又用中国古代唯物论、辩证法的丰富思想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这样，我们的哲学教学就可以更好地在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更容易为青年人所接受；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青年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56]。该书首次用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量材料，从哲学基本问题、世界统一原理、普遍联系和发展原理、知行观、社会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思维传统和把世界看作是一个阴阳互补、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57]。同时它也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才使中国哲学实现了从朴素唯物主义到现代唯物主义，从自发辩证法到自觉辩证法，从直观反映论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从“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历史观到唯物史观，从传统的圣贤、君子人格到全面发展的新人的真正革命性的变革。[58]
《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出版后，对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引导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重视和兴趣，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相结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该书曾获第七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但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源说”的批评。方克立认为这一批评不是实事求是的，至少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第一，该书并不否认而是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59]，这与明清时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西学中源”说是根本不同的：第二，该书是从“人类哲学智慧是整体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的角度，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一，这在学理上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研究东学西渐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对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把它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源说”也是不恰当的，今后这项研究工作还应该在掌握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下去。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方克立的学术工作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些研究领域，如他近年来倡导的湘学研究，在地域文化研究中亦可谓异军突起，颇为引人注目。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一一展开论述。
方克立作为一个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如今已年逾花甲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特别欣赏冯契先生讲过的两句话：“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到了这种境界，才能成为属于自己生命的学问。这也可以说是他终生的追求，他走过的学术道路就是对于这一追求的实践。同辈学者对此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后辈学人也有正面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