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哲学系给了我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

1973年，方克立先生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直到2011年他在南开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生毕业，他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整整奉献了三十八个春秋。谈起这段时光，方先生总结道：“从35岁到73岁，我与南开结缘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在人生中是不可重复的。现在年轻人喜欢讲实现自我价值，我在想，我这个人，应该说是南开哲学系给了我实现自己价值的舞台。是南开哲学系给了我上讲台的机会，给我安排了科研课题，这对我后来能够做出一点成绩、得到社会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方先生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如果不是他讲起，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带着处分来南开的。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还是人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他稀里糊涂就犯了错误，受到团内警告处分。1973年他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时，依旧带着这个处分。直到1979年，人大党委、团委分别来信给他平反，才撤销了处分。多年后的今天，重提往事，他神情微凝：“你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最讲政治的年代，一个带着政治处分的人，会是怎样的处境？”

1983年，平反后的方先生在南开加入中国共产党，尹一耕、李兰芝两位老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标志着他“政治上的转折”。1986年，他就被选为南开大学校党委候补委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委员。有人戏称，方先生是南开历史上党龄最短的校党委委员。

方先生说，南开大学在帮助他实现“政治上转折”的同时，也给了他在第一线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机会。

方先生真正走上讲台，是高校恢复招生后1978年到1979年间的事。当时，南开大学哲学系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九所院校共同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系里安排李庆、王兴华两位资深教师承担教材编写任务，这样，本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就全落在方先生一人身上，而他当时还是助教。那一学年，他全身心投在教学上，连续授课150学时，给七六级工农兵学员完整地讲了一遍中国哲学通史。那时，他的夫人在人大哲学系读研究生，儿子正在上南大附小，他得一方面备课教学，同时还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日子过得非常紧张清苦。听者感叹不已，方先生笑着说：“也过来了！”(https://www.daowen.com)

“文革”后首次开中哲史课，没有现成的教材，方先生就只能自编讲义，边写边讲、边讲边写。每个礼拜都要写出一讲来，从先秦一直讲到孙中山，最后第42讲是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色”。他的弟子们在回忆时，总感慨七六级“赶上了好时候”，不但能听到方先生的课而且还能听上一整学年，没听到的年级则觉得是一大憾事。方先生在开这门课时，周德丰、李兰芝等老师都全程听课、认真记录，校外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教室里座无虚席。1980年1月7日，《南开大学报》专门刊登了方先生讲课的照片，还发表了题为《这样的教学，我们最欢迎》的表彰文章。

后来到给七八级、八〇级学生上课时，方先生就不必讲通史了，而是跟周德丰、李兰芝等老师分段讲。教学任务相对轻松一些后，他就能腾出时间来搞科研，这就产生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这本书缘起于“文革”期间系里安排的政治任务。当时南开大学哲学系确定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全系教学科研工作的中心，所有教研室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中哲教研室也不例外。当时中哲教研室确定了两个选题：一个是“《实践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一个是“《矛盾论》与中国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前者分工由方先生来做，后者交由李庆老师承担。当时逻辑教研室温公颐老先生做的题目是“毛泽东逻辑思想研究”。

方先生的课题结项后，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天津市举办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该书荣获专著一等奖。正当此时，中哲史界出现了一股“范畴研究”的热潮，方先生的这本书因此也被视为“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有“报春花”之誉。这一年，他46岁，已经成为在学术界有点名气的中青年专家。

早年受屈，中年以后脱颖而出，方先生此后的发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1984年他被教育部特批为教授，同年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又被国家人事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他先后担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成员等职务。1986年，48岁的方克立先生当选为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那届会长是张岱年先生，副会长有王明、冯契、石峻、任继愈、肖萐父等著名学者，在这些先生中，如今健在的只有最年轻的方先生一人了。后来，方先生还曾担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在海内外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