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1950—1969）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原因，中美对峙长达二十多年，文化交流全面中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异常猖獗，对中国的冷战宣传铺天盖地。赛珍珠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能依靠道听途说，这加深了她早年就有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猜疑和误解。随着东西方阵营的形成和冷战对峙的加剧，赛珍珠的反共立场和对中国的敌视日益明显。她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题材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对中国做了歪曲的描述甚至错误的理解。在中国，三十年代那种“众人争说赛珍珠”的场景已不可能再现，她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陌生起来，她的所有作品几为禁书。中国与赛珍珠完全处于敌对状态。
我国文艺界在1950年《文艺报》二卷四期上译介了苏联人谢尔盖耶夫的《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定下了五六十年代严厉批判赛珍珠的基调。中国学者的集中批判是在六十年代，代表性文章有：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23]、李文俊的《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24]、思慕的《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25]。
由于以上几篇文章很能代表当时流行的文艺观念，因而有必要把它们的中心论点做一个归纳。大体上说，当时对赛珍珠的批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歪曲中国农村的阶级压迫实质，掩盖中国农民的血泪生活”。几篇文章都援引毛泽东语录，介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认为赛珍珠对此是“恨之入骨”，因而“无耻”地塑造了一个王龙，妄图以此与中国革命相对抗。在赛珍珠笔下，没有“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新天地，有的只是“极平静的社会”，而王龙就在这里靠抢劫成了地主，不仅住进了原来地主的家，就连生活方式也和从前的地主毫无二致。由于“土地问题是农村革命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集中反映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赛珍珠也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大做文章”，她在全书中“贯串一个最反动的思想：农民和地主都同一形式地要求土地。出发点也是共同的：争取做地主或维持地主地位”。这些文章认为，赛珍珠一笔抹杀了农民的革命性，一笔抹杀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她这样写也另有其“卑劣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是要人们不要“打倒封建主义”，也不要“打倒帝国主义”，只需要靠勤勉，靠“不把钱花费在赌博和过分讲究的饮食上”，这样，农村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人们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了。作者痛斥赛珍珠曰：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不仅如此，赛珍珠还用她的作品“替帝国主义在中国积下的累累血债洗刷、粉饰、辩护”。比如其作品中经常出现慈悲的外国人施舍穷人的描写以及美国救济船赈济水灾中的灾民的情节。另外，赛珍珠还“污蔑”受帝国主义压迫揭竿而起的农民和城市贫民为“暴徒”，如“荒年来了，村人抢了王龙的家”，“城市暴民暴动了，抢了富人的家财，王龙也浑水摸鱼发了一笔财”等描写，都说明赛珍珠的“卑鄙”“恶毒与阴险”！
二是“污蔑中国人民革命，支持中国反动政权”。这几篇文章都把赛珍珠及其父母亲的传教活动视为重大的罪证，指出赛珍珠的一生处处与中国人民为敌，与中国革命为敌，与中国共产党为敌，“她的创作是直接与传教士的精神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直接为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比方说，北伐军占领南京，杀了外国人，帝国主义的兵舰炮轰南京，她感到“松了一口气”，等等。此外，赛珍珠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也是这几篇文章攻击的主要目标。1931年长江大水，“美国见有机可乘”，办了好几个“水灾赈济会”，赛珍珠为此赶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大做宣传，目的在于要中国人民“不要忘掉美帝国主义的‘恩典’”。赛珍珠也支持美国在华大办教育，其目的是“要为帝国主义训练一批奴才”，“然后通过他们来欺压广大的人民群众”。文章指出，最可恶的是，赛珍珠还炮制了一整套理论，她认为现在必须制定一项计划，使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遭受着饥饿、骚乱、疾痛之苦的人们能填饱肚子，过健康而文明的生活，并且引用了晁错“民贫则邪生”的一段话做理论依据，明显地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唱对台戏，替美帝国主义从事的“慈善”事业从理论上进行辩护。(https://www.daowen.com)
三是“歌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抹杀中国人民在抗日中的决定作用，给美国霸占世界的计划鸣锣开道”。文章援引了赛珍珠在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发表的政论中的话做依据，认为赛珍珠主张日本占领中国并能给中国人带来好处。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由于美日矛盾尖锐化，赛珍珠才高叫“抗日”。文章还批评了她的小说《生命的旅途》（Journey of Life，又译《生路》），认为她把抗战的功劳归于英国医生郎纳德，而对中国人民的功绩则毫无反映，这是赛珍珠的一种卑劣手法，因为她如果把英国医生换成美国人，她就“无法继续在世界人民中起欺骗作用”了。
四是“配合美帝战争政策，叫嚣反华反苏；替美帝涂脂抹粉，欺骗亚洲人民”。这当然是批判二十世纪年代之后的赛珍珠的。几篇文章一致抨击的是她写的《北京来信》，认为她“无耻地”编造了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美国人杰拉德，一个正直的大学校长，仅仅由于他的血统原因，就遭到了共产党的“暗杀”的情节，因此它“更是一本恶毒万分的书”，原因是，“她企图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挑起对新中国的仇恨，破坏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做到了这一点，美国的战争政策不就可以顺利推行了吗？这就是口口声声表示‘爱好和平’、‘珍惜中美友谊’的赛珍珠的真面目”。至于赛珍珠对中国现实情况的描写就更“恶毒”了，比方说，把新中国写成是没有自由、充满着特务的国家，文章说这种描写倒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的情况；再比如把新中国主管教育的人员写成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等，都是为了发泄对新中国“切齿仇恨”。
赛珍珠在冷战时期的命运遭际是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缩影。其时，美国作家在中国遭到批判的还有海明威、斯坦贝克、阿瑟·米勒等。被译介到中国的都是所谓“贫民窟作家”，如杰克·伦敦、德莱塞等，他们出身底层，饱尝艰辛，作品对美国社会有极强的批判性。“不伦不类”的赛珍珠自然是最不受欢迎的。极“左”思潮的泛滥使得文艺批评家们把生活与文学一并纳入教条的框框，创造出一套来自政治斗争领域的批评话语，将赛珍珠批得体无完肤。正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在起作用：侵略中国的是白种人，所以他们是敌人；赛珍珠是白种人，因而白种人的所有罪行都可以算在她身上。
这一时期的赛珍珠研究，由于是在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视角下摒弃了文学标准，导致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文章几乎沦为空白。历史的暴风骤雨使得中国人关闭了通往赛珍珠心灵深处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