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恨”的冲突：以鲁迅、巴金为参照
赛珍珠的“中国情结”更深刻的内涵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她的中国观。这也是她在参照中西文化的不同参数后，对中国、对世界所做的深思熟虑的文化抉择，是她对社会、人生许多重大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这当中有些想法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甚至显示出作家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剖析历史脉络的穿透力。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赛珍珠和中国作家鲁迅、巴金放在一起，看一看他们各自的心路历程，以厘清他们的同异之处。做如此比较是有根据的。第一，赛珍珠尽管出生在美国，但三个月大就被带到中国定居，其青年时期返回美国学习，学完后又返回中国的经历，实际上与鲁迅、巴金去西方留学以后归国的生活经历有相似之处。第二，赛珍珠的出生时间恰恰介于鲁迅和巴金之间，他们是同辈人，有可比性。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原因就在于，尽管他们肤色不同，但同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以后又用西方观念来反照中国并从各自的角度思考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鲁迅、巴金思想的一个明显相同之处就是以“爱”为出发点。许寿裳曾回忆自己与鲁迅在日本时经常一起讨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5]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6]巴金也说过，是母亲教他爱一切的人，“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柢”[7]。由于母亲的教育以及稍后接触到的安那其主义的教育，巴金早年曾把人类爱作为自己信仰的核心。从“爱”字出发，在碰到严峻的社会现实时，他们又都陷入了“爱”与“恨”的矛盾。鲁迅说：“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8]巴金也说：“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9]在他的处女作《灭亡》《新生》里就写了“爱人类”与“恨人类”两种观念的冲突，实际上记录了他那一时期的思想矛盾。
这里有必要简单论及“爱”与“恨”的矛盾情感的内涵。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一种典型心态，它的实质是先知先觉者与落后麻木的人民群众在认知上的对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到西方去的“盗火者”，他们之所以具有先知先觉的眼光，都是以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来审视中国古老衰败的现实生活的结果。在这样的审视中，必然会遇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国普通大众。一方面，作为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必须以“爱人”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讲，他们也承认人民大众是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主人，因而他们的一切努力与奋斗的起点和终点必然要围绕着人民大众；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大众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在愚民政策的统治下，已异化为毫无个性的“庸众”，他们不仅不能保护自己，反而常常或有意、或无意地成为统治者的帮凶，甚至与统治者一起不遗余力地迫害那些最先觉醒的、并立志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献身的人。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又必然从情感上厌恶他们，并痛恨他们的不觉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以都说自己处于永恒的“爱与恨的冲突”“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当中的原因。
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赛珍珠，对中国人民大众的态度也充满了这样的矛盾。赛珍珠有着笃信基督教并为传播教义而乐此不疲的父母，而且她自己也曾是一位传教士，因此，人道主义与“爱人”思想必然伴随着她而终其一生。作为基督教徒，当然不可能吐出“恨”这个字，但我们若从她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去寻找，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便不难发现这种“爱”与“恨”矛盾的踪迹。
赛珍珠多次宣称自己热爱着普通的中国人民，她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10]“这些普通大众才真正是中国力量和荣耀。”[11]她对中国的“苦力”“老妈子”“农民”屡次表达出“爱”的情感，似乎表明了赛珍珠对他们没有什么矛盾的态度。实则不然，根据丁震亚老人的回忆，我们得知赛珍珠对中国普通大众是很有看法的，特别是对他们身上的恶习如赌博、逛窑子之类是深恶痛绝的，只是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及，更多的是在私下里向一些朋友、学生诉说。真正流露出这种批评态度的还是在她的作品里。在《大地》三部曲之《分家》里，常常写到穷人。起初，王源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一片辽阔、可爱的大地，他只看到了她美丽的躯体，却不了解她的人民——而这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当王源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发现：“街上大多数都是穷人——饥肠辘辘的穷孩子，他们有的双目失明，有的因患病而发出恶臭，却从不洗脸洗澡。他们站立在街道两旁，面对着出售各种各样物品的大商店。……即使在这样的商店门口，肮脏不堪的乞丐依然发出悲号和哀叹，他们的面容是那样苍白、瘦削。”[12]王源“不相信任何治疗这些弊病的事业”[13]，他经常怀疑为这些人奋斗究竟是否值得。当王源出国留学重新返国后，他又一次看到了这些穷人，这些乞丐和苦力都是他的同胞，他为他们的丑态感到了羞惭和愤恨。他高叫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切污秽荡涤干净！”[14]王源培育的小麦不成功，遭到了一个农民的幸灾乐祸的嘲笑，“他受不了那人粗俗的脸和快活而愚昧的笑声。在那一瞬间，他明白了为什么孟打了那黄包车夫”[15]。就连一向高喊“穷人善良”的革命领袖孟在革命胜利后也改变了态度，认为“眼下妨碍我们的主要就是这些我们为之服务的穷人。他们人数太多。谁能教化他们？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人。所以我认为，要让饥荒、洪水和战争将他们卷走”[16]。如果孟的形象可以理解为赛珍珠对那些国民革命中的领袖对穷人的背叛态度的一种批判的话，王源却是她心目中的正面人物和代言人，他对穷人的那种矛盾态度难道不是赛珍珠内心感受的表露吗？
在其他一些作品里，赛珍珠也多次流露出对中国农民和“下等人”的愚昧进行改造之难颇为感慨以致近乎绝望的心情。
《上海景象》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毕业生袁某好不容易在铁路上谋得一个小职位——签票员，他每天应付的就是那一大堆无知的农民，“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一清早就来买票，要坐中午才开的那辆火车，在车站等着不走。他们坐在那里，在地上围簇着，背着布包的行李，手里闲着没有事作，只在等着开门。每当门开以后，他们一齐蜂拥过来，面色立刻变得紧张、急躁、迷乱，但是却很坚定”[17]。面对这样的纷乱，袁某每天只重复做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阻止他们，只是翻来覆去地喊几句话：你赶的是哪班车？你到哪儿去？买了票吗？久而久之，袁某产生了一种厌恶情绪，他很想发泄一番。一天早晨，他的怒气终于对着一个老农民爆发出来，他见到这位农夫面部的紧张、顽强、愚昧迟钝的表情，就动手打了他。那位老农民却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已经被打惯了，看袁某不打了，他恭恭敬敬地朝签票口走去，畏缩地带着一股坚决的傻劲，像不曾挨打过一样。作家显然对这位老农民是同情的，但对于袁某愤激的情绪也充满着理解，她觉得由袁某一个人来对付这种愚昧的浪潮完全是徒劳的。(https://www.daowen.com)
在另一部作品《天使》里，赛珍珠塑造了一位被中国人的愚昧等恶习气得自杀的女传教士巴莉。她曾一次次教导中国人怎样干活，怎样保持清洁，但这些要求总不能得到执行，特别是她最不喜欢自己花园里的花草被践踏。就在巴莉小姐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老更夫别把狗放进花园里的时候，真相还是暴露了。巴莉看到每天破坏花园的竟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之做过交代的老更夫，她再也无法忍受，她只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冲向悬崖，跳了下去。她的那声惊叫，唤醒了正在树丛下熟睡的老更夫，他睡眼惺忪地只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从他面前飞了出去，以致误认为是见到了“天使”。这篇小说里巴莉的话很能说明赛珍珠的心态。她认为对中国工人不管怎样要求都没有用，“我一定不让他们糊涂了事——必须要做对的——做对——做对——”她说，“可是只要我离开一刻功夫，他们总会做错的”。[18]（最典型的是巴莉留给她姐姐的一封信，可以说是赛珍珠对中国大众那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的集中体现：
我的亲爱的伊丽莎贝姐姐，你要为我祈祷，使我对于这些我为他们度去一生的人们，能在心中表示一种爱感。因为我年岁愈长，愈反觉得不大喜欢他们。实则，恐怕他们懒惰成性，无可挽救。也许，像我的邻居琼斯太太说，他们的身体虽然不洗，脑筋和手虽然不用，但是他们的灵魂仍然可以得救。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当祀奉上帝得当才行，祀奉之道，还是以清洁整齐为好——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把这封信写完，我的亲爱的姐姐。校舍的修补因为工作潦草，而且稽延得不成样子。恐怕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费尽力气屡次要他们漆了再漆，因为漆后又染上了脏的手印，并且连砖墙也是潦草砌就的，此外还有千百件类似的事情……我的生活简直是一种奋斗，向着野草，污秽的脚迹，以及人行道上的痰唾而奋斗，因为这是偶到这里来的人所有的坏习惯。我从前曾为自己作过高远的计划，然而现在回顾一下，我的生活只不过是与污秽懒惰作了一场恶战——而且我是战败了。其实，我还不如试着去把长江截止起来。可是我只有几年的生命了，但现在仍然不可弃而不战。我还要继续下去——要使几件小事做“对”。
……我央请了那个更夫好几百次，要他不要把那只狗放进我的花园里来。我挣扎了这么长的时候，可是他还是学不来。伊丽莎白，我向你实说，我暗中对这一国人起了恨意。愿上帝宽恕我——我不能自制，他们气死我了。[19]
把中国民众的恶习比作滔滔长江水无法遏止，把与中国民众的恶习作斗争比喻成一场恶战，这样的感受当然不仅巴莉才有。同样，这种发自内心情感的“恨”与出自基督教教义的“爱”之矛盾当然也是赛珍珠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
类似这一类的文字常常会给赛珍珠带来麻烦。1934年5月1日《上海景象》曾由苏芹荪翻译后以《上海小景》发表在《文艺月刊》五卷五期上，编者在这篇小说后面加了按语，文中说：
勃克夫人虽然生长在中国，又写了许多关于中国人的小说，其实她是不了解中国的。虽是有人说她同情于中国的农民，许多美国人因为看过了她的《大地》而大发善心。其实她也不过采取一般传教士的姿态，向他们白人述说他们所视为奇异的故事。更进而描摹中国人的种种愚昧、野蛮，借以博得“文明人”的一点对于弱者的垂怜。这种浅薄的同情，中国人是不需要的。有人又说她所写的中国事件，并不是“意存侮辱”，但许多中国事件给她不免夸张的描摹，教世界上的人对于中国的误解愈深，即使她对于中国原是一片好意，结果也不免变为恶意了。这里所译的她最近在《亚细亚》所发表的《上海小景》，虽只寥寥数千字，但她所写的中国人的愚顽、颟顸和她平常所写的中国人并不两样。还加上拖着辫子、裹着小脚、精神萎靡、衣服褴褛的一堆中国人的纷嚣的插图，（她的《发妻》的单行本的扉画，也是这一类的描绘。）似乎不是一个真正自命为“中国人的好朋友”的“中国通”所应取的态度吧！[20]
其实这一类的指责都未切中肯綮，其批评方法也不符合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试问，鲁迅对中国农民的批判、巴金对老中国的儿女们的人性之针砭是何等深刻，为什么没有引起如此义愤呢？ 《上海景象》这一类作品折射出作家对于人民大众这一主体的思考，为什么本国人写得，外国人就写不得？大概还是出于中国人的“家丑不可外扬”的劣根心态吧。然而，这些作品恰恰证实了一点，赛珍珠亦如鲁迅、巴金一样，在对待中国普通民众的态度上，一样地面临着“爱”与“恨”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