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中国情结”的心理积淀
当我们翻阅以往那些评论赛珍珠的文字时，相当普遍的看法就是批评她站在旧中国一边，认为其对中国的赞美实质上是美化中国的旧传统、旧文化，她所热爱的仅仅是一个应该属于过去的中国。时至今日，这种看法仍有相当的代表性。有论者借助东方主义的理论，将赛珍珠书写的“乡土中国”看作是反现代性的怀旧寓言，把她的创作行为称作“帝国主义的怀旧”[1]。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赛珍珠的中国观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赛珍珠的中国情结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将其置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并以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观念与价值选择为参照系，分析赛珍珠中国观的独异之处，公允地看待其国家身份，方能澄清许多被遮蔽的问题。
赛珍珠自襁褓之中就被带到中国，在黄土地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在她的回忆里，经常提到影响她思想性格的是童年时期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她曾经出于好奇摸过一位中国男子身后拖着的大辫子，这使得那位男子回首瞪目以对，同时也令在她身边的母亲大为惊骇。这大概是她幼年心灵上的第一次创伤，使她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与那位拖着辫子的黄种男人不属于一个世界。第二件事则是义和团的排外行动，这件事显然更深地刺伤了童年赛珍珠的心。在她的回忆中曾这样提及：
一九〇〇年的春天是美丽的，然而，整个春天，我都感到我的世界在意外的分裂。客人明显减少了，有时一连几天也不见一个中国朋友登门。我的伙伴们常常沉默不语，玩得也没有以前尽兴了，到最后，他们也不来我们的山谷爬山了。同学们也不再争着要和我同桌了。我是个被爱和礼物宠坏了的孩子，对此种冷遇，先是迷惑不解，继而伤心万分。……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所有外国人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混在一起了。人们有时候这样做，找一个并非真正原因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大动干戈，以泄旧恨。我却向来不知恨为何物，不曾恨过也不曾被人恨过。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始终如一的我们，与那些不知来自何国，不知姓甚名谁的白人强盗、贼寇者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无邪的我，只是因为长着我种族特有的金发碧眼白皮肤而被人憎恨……
……尽管我们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那些白人强盗的罪恶而承担责难。[2]
这段话既表达了对殖民主义者侵略行径的愤怒，也是对自己及其家人所受到的这种源于不分青红皂白的仇外情绪的迫害感到委屈和不平。这种情感形成了赛珍珠日后思想行为的两个方向：一方面，她终身都不遗余力地谴责殖民主义，谴责美国国内出现的对亚洲、非洲等有色人种的歧视，并把自己的同情毫无保留地献给第三世界的人民；另一方面则渴求着得到中国人民的理解，希望中国人能区分开哪些是上门来掠夺的强盗，哪些是真正的白人朋友，并希望能接受她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发自内心的挚爱之情。
后一种情感还由于以下原因得到了强化。赛珍珠的父母曾卷入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随着南方的战败而自我放逐到遥远的中国，他们对美国的感情反而淡化了。来到中国之后，他们满心指望通过自己全身心地为中国老百姓服务而换得中国人的情感接受。换句话说，他们来到中国是在寻求一个新的祖国，寻求一个新的情感寄托，这也就是他们双双终老于中国并埋葬在中国土地上的原因。赛珍珠双亲的这一条心路历程不可能不对她本人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当她最后回到美国时，她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她的“母国”并没有对她表现出多大的温情，与那远隔重洋的镇江的山山水水相比，后者显然给予她更多的温暖。这样，她在内心的天平上自然向着中国倾斜。
赛珍珠的中国情结承载着两代人的心理积淀。1921年，赛珍珠在她的母亲卡罗琳·赛登斯特里克去世不久，就开始创作传记小说《放逐》。在这本书中，赛珍珠记述了这位荷兰裔美籍母亲一生的经历，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卡罗琳移居美国的原因在于逃避宗教迫害，这可以说是她第一次失去祖国。到美国后，由于笃信宗教，她自愿嫁给来中国传教的赛登斯特里克，尽管她对美国的感情甚于自己的丈夫，对西弗吉尼亚始终抱着强烈的依恋，然而，她每次回国休假，自己家族的成员都在减少，回国的经历都令她十分不快，以致最后卡罗琳甚至感到美国正在把她忘却，正在割断与自己的一切联系。这种心理感受实际上意味着她第二次失去祖国。
与母亲相似的一点是，赛珍珠也有一段与她的“母国”不愉快的经历，这首先是由那些同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引起的。由于她自小生活在那些传教士中间，对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心胸狭隘、自私卑劣的品性了解得特别真切，因而在一开始就缺少与她的同胞的认同感。从宗教教育方面看，她觉得《圣经》里的上帝过于严酷，远远不如庙里供着的观音娘娘那样地大慈大悲。因而，在她孩提时代的幼小心灵里，她对中国的感情远远超过对自己“母国”的感情。她是宁愿与中国孩子玩在一起，也绝不愿与那些白人混在一起的；她宁愿在佛教的庙宇里获得心灵的安宁，而不愿皈依那个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上帝。其次是，她回到美国的最初经历也让她不高兴。在梅康上大学期间，她与同学们总是格格不入。之后，当她再次回到美国时，又遭到教会人士的非议，使她又一次体味到被自己的同胞排斥的不快。这件事是由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哈佛大学的哲学教授欧内斯特·霍金引起的，他因为领导一个调查组发表了《非神职人员在国外传教活动综析》的调查报告，而遭到教会人士的攻击。在这场争论中，赛珍珠是站在霍金博士这边的，她以自己从小在传教士群体中生活的大量事例来印证了霍金博士的报告。她说：
我亲眼见过鄙俗狭隘、尖酸刻薄、麻木迟钝、愚昧无知的传教士，浑身上下透着不可一世的傲慢，天底下唯有他才知晓和握有全部真理。看着他那幅样子，我宁愿虔诚地在佛殿里顶礼膜拜，也不愿跪倒在那个传教士的上帝面前，如果当真有那个上帝的话。我所见到的那些地地道道的传教士，道貌岸然地站在教堂里——嘴里喋喋不休地说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对那些本应获得拯救的灵魂缺乏同情心；藐视任何别的文明，除了他们自己的；对旁人从不以宽忍为怀；在感情细腻、温文尔雅的教徒中举止言谈愚钝粗鲁。面对这一切，我心情沉重，羞耻使我的心在滴血。仁慈的基督在上，我实在无颜向中国人民致歉，我们竟派了这种人去帮助他们！[3]
赛珍珠如此直言不讳地批评教会工作，引起了教会的愤怒反应。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神学教授J.格雷沙姆·梅琴博士正式以异端的罪名控告赛珍珠，迫使她不得不提出辞呈。教会几乎立即接受了她的申请，剥夺了她的长老会传教士的职务，赛珍珠也旋即携丈夫回到中国。(https://www.daowen.com)
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与赛珍珠母亲离开荷兰举家迁至美国几乎如出一辙：它们同是为着宗教迫害的原因，同是一种狭隘的宗教观念的牺牲品。深入理解这母女两代人所经历的宗教迫害的背景，理解这源于母体文化的拒斥现象，对我们认识、理解赛珍珠的内心世界十分重要。只有通过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深深体味作家对中国的那一片依恋之情，才能理解她的中国情结的内涵和意义。我们之所以说赛珍珠有着中国“情结”，就是因为这种感情的形成有它深刻的根据，有千丝万缕理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因素，有恒定不易的持久性、坚持性。作为一个作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其作品里表现它、反映它。
赛珍珠的不少作品都出现过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找到归宿的题材和主题，最典型的就是小说《群芳亭》。那位意大利的安德雷神父由于坚信男女平等、天赋人权而遭到教会的驱逐，教会不仅不允许他归家，还断绝了一切接济。从此，他浪迹天涯，在遥远的中国的偏僻农村里，为自己觅得一方永远安息的墓地。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赛珍珠母女两代人的经历后，我们才能倍感深切地体味到这段描写传达出了作家内心何等苍凉的情绪。当安德雷的侄子对吴太太介绍完安德雷来中国的事由后，书中这样写道：
她认真听着，什么也不说。安德雷原来是被人抛弃的——而且是被他的本国人抛弃的！
她闭上了眼睛。“但是我们没有抛弃你。”她在心里对他说道。
……看到他们走开，吴太太非常高兴。她必须单独呆一阵子，好好咀嚼刚了解到的安德雷的情况。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住在这儿，无亲无故的，不容易啊！
“但他并不是无亲无故。”吴太太又想。这里有他捡回来的弃婴，有他帮助过的乞丐。还有她自己。[4]
这一段文字浓缩了赛珍珠一生的人生体验，也浓缩了她的人生观。那种为自己的国人所拒绝的孤独感，那种渴望在异国他乡通过自己无私的奉献而得到认同与归宿的愿望跃然纸上！
赛珍珠在另一篇小说《佛像的脸》里也写过类似的情节。一位使徒教会的牧师司蒂摩，自愿住在云南大理的一座寺庙里，每天对着古佛青灯，独自修行了十年，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个司蒂摩，家有数百万资产，父亲是军火制造商，但他却厌恶这个行当，宁愿孤身深入云贵高原，弃绝人寰。除了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曾听到一位来自中国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外国牧师的一句话：我们主张怡神静养。这句显然是来自中国释、道文化理想的话语一下子打动了这位年轻人的心。他来到了中国，找到了自认为很满意的生活。这个故事很能体现赛珍珠意欲在中国古老文化中寻求归宿的心情。
当我们批评赛珍珠复中华文化之古的倾向时，应该想到我们与赛是处于不同的位置上。二十世纪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痛感自己感觉的衰朽落后，迫切地想用西方文化之火重新点燃自己民族的复兴火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批评的锋芒对准了束缚民族前进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作为赛珍珠这样的白人，在屡屡遭到西方宗教、文化的排挤之后，她需要寻找一片灵魂休憩的绿洲，难道不也正是中华古老文化的博大胸襟给予了她巨大的慰藉吗？就对中华文化的态度而言，我们理应站在赛珍珠的角度做出公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