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还是革命：赛珍珠与鲁讯、巴金们之间的思想屏障
既然鲁迅、巴金、赛珍珠有共同的出发点、共同的文化参照系、共同的心理矛盾，那么为什么赛珍珠最后选择的道路又与鲁迅、巴金等中国进步作家截然不同？在“爱”与“恨”的矛盾冲突中，鲁迅、巴金的进一步选择是作为民族的伟大启蒙者自觉地肩负起沉重的闸门，倾向于革命，而赛珍珠却相反。
不过，在对待“中国式”的“革命”上，他们的看法仍有许多共同之处。
鲁迅的态度可以说是最为典型、最为深刻的了：“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21]这句话集中表达了鲁迅对中国人——中国农民革命的否定态度。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几乎俯拾皆是。与此相同的是，赛珍珠在观察了中国的几次“革命”后，也抱有近似的态度。她说：“结果，中国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原来的弱点依旧是弱点，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习惯意识。比如实践证明，一个革命领袖在取得并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通常会变得像旧官僚那样保守和腐败。当然，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情形也一样。……外部世界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并不大。如果从前中国的发展不是那样呆滞，她的领袖们不是那么盲从和自私，她本来是可以避免外部世界的不良影响的。”[22]这番话表明，赛珍珠看出中国近百年来之落伍，中国一切变革之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性有缺陷，这种“劣根性”不彻底根除，什么革命也没有用，无非是过去的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而已，社会照样腐败，人民照样受苦。关于这个结论，赛珍珠也不是一开始就得出的。她对那些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革命者曾深表同情和支持。从感情上，她倾向于国民党，对蒋介石也曾抱着不少幻想。可是革命后的现实渐渐使她大失所望，她发现那些留学西方的人并没有将西方文明的精髓带回来，相反却成了鱼肉百姓的统治者；蒋介石背弃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行为也使她极为反感。这就使她不得不对中国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抱着批判的态度。
赛珍珠与鲁迅、巴金等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开始分道扬镳了。即使在经历了这么多探索的痛苦和失败之后，后两位仍然坚定地选择了倾向革命的道路，而赛珍珠却摒弃了革命，回到了“爱”的起点。分歧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两者为种族和宗教的不同。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鲁迅、巴金们对中国现实是如何绝望、对中国民众的弱点是如何失望，他们都别无选择。用鲁迅的话讲就是，哪怕前面是坟也要走下去。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激烈的变革上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不论是鲁迅、巴金，还是茅盾、郭沫若，都对十月革命的成功抱着极大的期望，哪怕是中国以往的革命一次次地令人大失所望，然而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阶级力量，现在则找到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23]于是，他们又一次地把希望投注在无产阶级身上，指望他们给中国带来奇迹。正是在这一点上，赛珍珠与他们“分手”了。赛珍珠有一个“母国”，中国只是她的“父国”，不存在别无选择的问题。如果说鲁迅、巴金们对中国的爱是一种出自血缘之爱的话，赛珍珠对中国的爱更多是一种情感之爱。在此，赛珍珠与众多爱国主义作家之间存在天然的差异，出现了第一道思想屏障。
第二道思想屏障在于对“反帝”的认识。“反帝”斗争的锋芒几次都伤及赛珍珠本人。尽管她对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尽管她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终身都不遗余力地与之斗争，但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鲁迅、巴金等人的看法有较大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经常认为美国与其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本质的区别；二是她认为中国的症结首先不在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在于自身的腐败。她说，一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青年人“忘记了自己民族的现实。中国的革命领袖诸公尽可以对这些异己分子解释说，中国的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列强的政治与经济侵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成了中国落后守旧的替罪羊。实际上，中国在以自己的方式向现代化迈进，走得的确很慢，一步一回头。不去认识这个事实，而是大叫大嚷说如果不是外国入侵，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早已同列强平起平坐了，这样叫喊一番，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24]。这后一种想法当然有一些道理，内腐而招蚊蝇，中国内部之腐败是主因。但是，如果把列强的侵略看得无足轻重，甚至认为这与对中国历史的破坏及阻碍“不甚相干”，显然是不对的。在“反帝”问题上的缺乏共识与赛珍珠那不幸的童年记忆有关，这使她很难跳出自身经历的局限而把问题放到广阔的历史、现实的背景中去加以研究，使她无法到达鲁迅的高度。
第三道思想屏障在于对“反封建”问题的认识。作为有美国民主政治文化背景的白人，赛珍珠当然不会赞同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可是，她对这方面的情况缺少经验和感受，她没有在中国的大家族制度下生活过，没有尝过那种受压迫的窒息的滋味。她仅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官场的腐败、人民的不觉悟，却不知道这一切恰恰是被封建专制制度摧残的结果。这也就是鲁迅评价她只知道中国“浮面的情形”[25]的缘故。主观条件限制了赛珍珠的视野，决定性地使她在二十世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革之中只能是一位看客。
第四道思想屏障是对苏俄的态度。二十世纪的初叶和中叶，中国的重心向苏俄倾斜，这当然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紧密相关。这一大背景不仅影响着一大批文学家，甚至连有留学欧美背景的孙中山都受到了重要影响。反帝反封建及向苏俄的倾斜实乃社会运动的必然趋势，在当时有着深刻的、非人为的历史原因。然而，作为赛珍珠“母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这段时期恰恰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后来并且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对立的另一极。这就使赛珍珠不仅在政治态度上，而且在文学观念上不可能与中国左翼作家并肩站在一起。
第五道思想屏障则是赛珍珠的宗教观。赛珍珠并不像一些宗教狂热的信徒那般地笃信天父，她的宗教观的核心是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尽管如此，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进步作家，绝大多数都经历着从个性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他们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这显然与普遍的人类爱的宗教宗旨相对立。
正是由于以上的五道屏障，赛珍珠走上了另外一条、她个人所独具的心路历程。个人身世的独特性，使得她这个虽生长在中国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最终摆脱了前述历史大格局下所形成的普遍性心理特征，而成为一个拥有“几个世界”的人。
现在我们还要回到鲁迅、巴金、赛珍珠面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众的选择问题上去。鲁迅、巴金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别无选择的条件下坚定地倾向再进行一场新的变革，不管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不管这场革命的代价有多大，哪怕胜利的结果是让自身毁灭，总之，中国非往前走不可。其实，我们都知道，鲁迅、巴金都曾对苏俄革命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批判态度。然而，继承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之负面遗产的中国现实实在是太腐败了，即使明明知道中国的变革只能是鲁迅所说的“历史循环论”式的变革，也只能选择变比不变要好的思路，因为革命政府一开始总要“说点新事情”，等到它“搞得很凶的时候，下次革命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26]。这几乎嘲弄戏谑的话语已经深深道出了先驱者痛苦的内心。反观赛珍珠，她并不需要做这种痛苦的抉择，她的身份决定了她在中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十分超脱，她需要的仅仅是“判断”。在她面前，有两个参照系：苏俄革命的现实与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
苏俄革命自不必说，无论从赛珍珠的基督教观念还是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来衡量，她都不可能给予肯定。那么，对受其影响而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她一定不会采取积极态度的。尽管从她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做法表示反感，对共产党人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的做法表示肯定——而这，在她看来，正是蒋介石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但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来说，她不可能站在共产党一边。正如在小说《爱国者》里对共产党游击队及边区老百姓的描写那样，她不能想象那样一群老实巴交却头脑简单、愚昧无知的老百姓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此，她持不信任的态度。
这样，赛珍珠必然把目光转向欧美。她的确看到美国社会现实有着比中国社会无比优越之处——富足、和平、宁静，但是，这个社会同样有着诸多弊端。在《大地》三部曲里，她借留学美国的王源之口说：“原来这座宏伟的城市也是建筑在一座穷人之城的基础上的！”“这个民族的人也在掩饰他们的贫穷！在这个富足的城市里，这些穷人暗暗地挤在这几条街上。就像别的国家可以见到的景象一样，一切都显得拥挤肮脏。”[27]显然，美国社会的经验并不是解救中国的良方，更何况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国内还有那么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种族歧视问题、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等。这些因素使得赛珍珠对美国并不抱太多欣赏的态度；相反，她的批评更加严厉。在论文集《男与女》里，她几乎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国很多方面的不满，甚至会以中国为参照系，给美国社会开出“药方”。至于欧洲，当时正是战云密布、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当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在欧洲上空的时候，西方世界就更不值得称道了。赛珍珠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既然整个世界的现实出路都没有什么思想材料可供选择，那么，赛珍珠只能将目光投向过去：她相信传统信仰的力量。从她的生活经验出发，她知道美国虽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比中国强，她把原因归功于基督教的力量。在《大地》三部曲里，王源的老师、玛丽的父亲为她代言讲述了这个道理，他说：“源，好多次我不知该怎样向你讲我们的宗教，你看到的是一种宗教仪式，我们在为那些每天放在我们面前的食物而感谢上帝。这仪式本身并不重要，然而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最崇高的事物的象征——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你还记得你说过我们的繁荣和强大吗？我相信这是我们宗教的果实。”[28]对于宗教力量的确信，使得赛珍珠不需要追问“到底有没有上帝？”“上帝在哪里？”这一类的问题，也不需要像她母亲那样终生等待着上帝显明神迹。既然拥有这一块坚实的心灵领地，赛珍珠自然也就把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信念当成是对中国有益的事情来做。
另一方面，赛珍珠也必然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圣哲的思想、学说之中，这些思想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了，对它们的发扬光大也许不仅是解救中国的灵丹，甚至可能是挽救世界的良药。她说：“或许古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也许我们还是回头研究一下中国的哲学为好。这种哲学至少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29]
让我们以《大地》三部曲为例，说明那种认为赛珍珠企图美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并站在封建复古主义立场上的观点是多么肤浅。且不说赛珍珠从没赞美过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而且，她让王龙在当了地主之后还扛着锄头下地，这个情节已经给读者造成了不真实的感觉，同时，她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那种脱离土地劳动的军阀土匪官僚的生活方式，甚至让出国留学的王源最终仍然把从美国学来的知识身体力行地用在垦殖土地的劳动之中。她这样写的目的只是强调保持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这一点在第三部《分家》里，由玛丽的一句话点明了主题，她引用了汉代晁错《论贵粟疏》里的一段话：“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墙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30]这就是赛珍珠给中国开出的另一张药方，也可以说是她写作《大地》三部曲的主旨之一。在她看来，中国当时兵荒马乱、盗匪横行是“民不地著”“民如鸟兽”的结果，如果当时的国民政府重视农民的利益并采取奖励务农的政策，使农民安居于土地之上，中国就不会那么糟糕。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来自中国古代圣贤的论述，又得力于她与布克教授在安徽宿县的农业实践，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中西结合的最好方式。中国要学习西方，但必须是在维护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为了表达这一主旨，她写了三代人：第一代王龙仅有旧传统，但没有西方科学知识，因而赛珍珠给了他有限的支持，她不同意他的逛窑子等恶习，但对他坚守土地、刻苦勤俭的品质表示肯定；第二代王虎由于背离了土地，当然成为赛珍珠否定的对象；第三代王源才是她塑造的理想人物，赛珍珠让他在“革命”与“传统”之间选择，他终于选择了后者，但又不是简单地选择后者，而是把西方文化吸纳到自己的传统中，加以革新创造，成为中国一代新型的农民。而王源的道路就是赛珍珠认为的对中国切实有效的改革之路。我们且不问这一想法是否有幼稚之处，但十分明显的是，它与宣扬封建复古、保守当然不是一码事，因而没有必要对此大加挞伐。
从以上我们对赛珍珠心灵之路的探寻中可以发现，即使拿她与鲁迅、巴金相比，他们之间也绝没有天壤之别，他们有共同的起点，以及共同的思考轨迹，只是个人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中国的现实迫使鲁迅、巴金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美国的血统却使赛珍珠在她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可以退避三舍，在旁边从容观察。我们不必对他们的选择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可以说，面对中国的落后现实，鲁迅、巴金之所为是一种壮举，他们以毁灭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出伟大的悲剧；而赛珍珠之所为则是一种明智之举，她从旁施加持久而缓慢的影响，避免做出无谓的牺牲。鲁迅、巴金保留了中国传统志士仁人的那份血性，令人感佩；而赛珍珠则令我们感激，她是在以她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做着有益于中国的事情。赛珍珠的中国情结里混合着亲情之思念（她的父母和兄弟都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被理解之困扰和对中国现实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她的所谓“复古”“复旧”的想法是源自对现状的深刻不满以及试图找到出路的思索，她希冀的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启迪，并在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中达到新的升华。抛开那些先验的政治教条或者种族差异的臆测和偏见，我们是能够公允地看待赛珍珠的国家身份并理解和接受她的。
【注释】
[1]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罗萨尔多提出了这个概念，指的是帝国扩张的参与者，如殖民官员、传教士、洋商等人追怀被殖民前的殖民地文化，他们所渴望的生活样式恰恰是他们刻意去改变或者毁灭的，既要谈论被自己所摧毁的事物，又要表明自己的清白。这种“怀旧”伴随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意识，即“白人的负担”，认为提升所谓的野蛮民族是文明国家的责任。参见Renato Rosaldo，Culture and Truth：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Boston：Beacon，1989.p70.有论者研究赛珍珠的中国书写，借用了“帝国主义怀旧”的角度，将其国家身份置于中心地位。见朱骅在《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帝国主义的怀旧与隐在的东方主义”中的具体探讨。朱骅：《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32-33页。
[3]赛珍珠：《国外传教活动之我见》，《哈泼斯》杂志1933年1月，第143-155页。转引自（美）保罗·A.多伊尔：《赛珍珠》，张晓胜等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第44-45页。
[4]赛珍珠：《群芳亭》，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31-332页。
[5]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第59页。
[6]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19页。(https://www.daowen.com)
[7]巴金：《我的几个先生》，载李晓明主编《巴金散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第57-58页。
[8]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第61页。
[9]巴金：《我的幼年》，载李晓明主编《巴金散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第51页。
[10]赛珍珠：《受奖演说》，裕康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3页。
[11]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315页。
[12]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704页。
[13]同上书，第705页。
[14]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893页。
[15]同上书，第929页。
[16]同上书，第893页。
[17]赛珍珠《永生》，蒋旗、安仁译，国华编译社，1941，第60页。
[18]赛珍珠：《永生》，蒋旗，安仁译，国华编译社，1941，第29页。
[19]赛珍珠：《永生》，蒋旗、安仁译，国华编译社，1941，第35-36页。
[20]《上海小景》“编者按语”，《文艺月刊》五卷五期，1934年5月，第80页。
[21]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载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华盖集》，鲁迅全集出版社，1941，第194页。
[22]林语堂：《中国人》，沈益洪、郝志东译，学林出版社，1994，第4-5页。
[23]鲁迅：《〈二心集〉序言》，《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589页。
[24]林语堂：《中国人》，沈益洪、郝志东译，学林出版社，1994，第4页。
[25]陈天华编选《鲁迅书信选集》，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6，第146页。
[26]鲁迅语，内山完造：《上海漫语》，载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1029页。
[27]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789页。
[28]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793页。
[29]林语堂：《中国人》，沈益洪、郝志东译，学林出版社，1994，第5页。
[30]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7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