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历史交汇处的中国文明
当我们用历史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的时候，所谓历史的变化将不是以某些事件或某些朝代的时间跨度作为计量单位的，它往往需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来计量。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二是从生态平衡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资源与国土面积已不堪人口的重负。正是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二十世纪所要选择的历史道路以及所要采取的一切对策。
所谓中国文明的分化指的是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面临着西方文明的严重入侵与压迫。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观点，文明的生长与衰亡由一个民族对付挑战的应战能力而定，或者说，文明的诞生活动被列为一个公式，这就是互相交替的“挑战和应战”，当每一个挑战来临时，这个社会就会通过它的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来对这个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在解决了问题后，接着又会出现新的挑战和新的成功的应战。社会就在这样永不止息的运动中前进发展。然而，当外来挑战过于强大，或者社会本身过于孱弱，这种应战就会失败，连续的失败就会导致这一社会文明的衰亡。当然，衰亡的过程并不一定很短暂，有时会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这一社会文明会表现出分化、解体的状况，甚至会出现剧烈的震荡。
这一理论在观察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运动时，是十分适用的。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的同时出现而显得特别严峻，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强势和中国国运的式微。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个性的残酷压制，中国社会已很难产生大批的优秀精英来应对这种挑战，这就使得这一挑战延续的时间特别的久长。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确出现了一拨又一拨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来进行应战——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的应战都失败了。每一次失败的应战，都加剧着中华文化的衰落：历史也证明，伴随着这一失败历史的是中国殖民地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以及国耻的愈益加深。二十世纪，挑战的性质仍没有变化，这说明应战还没有成功。这一时期，出现的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邓小平……从性质上说，他们不过是重复着上述那些先驱们做过的事情。他们有没有成功呢？孙中山尽管赶跑了皇帝，但在他身后是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动乱以及险些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的噩运，正如他自己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鲁迅，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来考察，其位置应放在二十世纪伟人之首，这是因为他在前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第一次取得了一个胜利的开端，这就是他铸造了“国魂”。鲁迅铸造了一个完美的民族文化品格，它既不故步自封，又不奴颜婢膝，以一种迎接八面来风的宽大胸襟，吸纳了西方科学之精华，熔铸进中华文化之风骨。说它是一次“成功的应战”，就在于它使中国文化在人格、精神力量上进行了成功的转型，使之能适应未来世纪各种复杂的挑战，并把这一切凝练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说它是一个“开端”，就在于整个中国人的国民性距离鲁迅精神还十分遥远。而社会历史中的所谓“应战”，当然是指民族的，而非指个人的。
继鲁迅之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应战。由于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进入是伴随着血与火的侵略进行的，因而整个民族的成功应战必然首先表现在军事行为上。毛泽东的创造就在于他把一盘散沙式的农民奇迹般地组织成为铁流，并运用中国的辩证思想成功地击碎了来自先进西方国家入侵的战争机器。他的办法就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特别重要，原因在于赛珍珠与毛泽东是同时代人，她所面临的许多矛盾相当程度上受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和影响。深切地理解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运动，有助于理解赛珍珠所面临的困境。这一点在下文将要谈及。(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逝世后，这一“挑战—应战”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西方强势文化席卷全球，中华文化仍处于守势。军事上的应战成功只具有暂时性，作为基础的经济科技的强弱对比仍很悬殊。这一基本态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我们才终于看到了这一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挑战—应战”过程出现了曙光。邓小平的创造就在于他开始真正地解开了中国人自行捆绑起来的手脚，以使中国人在外部世界的各种方式的挑战中自行挑选得心应手的武器去还击，这就获得了彻底取胜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文化的挑战最终要以文化的应战来完成。如果没有一大批文化人的创造（从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仍属“创造性的少数人”）并把他们的思想成果反输给世界，那么这一“应战”仍不能说是成功了。
当我们喋喋不休地描述这长达两个世纪的“挑战—应战”的过程，目的在于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广阔深远的背景，从而明白赛珍珠仅仅身处在这一大背景的某一局部之中，她的思想和行为都要受到这个大背景的制约。通常，人们之所以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是由于看不清自己所处的背景之性质，也不知道自己与背景有什么联系。毕竟一个人的经验范围实在太小太小，把握客观实际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平时说的“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只有把握了宏观才能看得清局部。
贯穿十九、二十甚至二十一世纪的两种文明之间的漫长斗争，其表现形式是极为波澜壮阔的，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首先，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接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挑战。历史上，来自印度文化的挑战由于中印两种文化的同质及中华母体文化的强健而表现为一种极为和平、和谐的性质；至于这一次挑战，则由于中西文化的异质且中国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上，所以显得处境极为险恶严峻。根据历史的法则，如果外来的挑战强大到应战一方无力反抗，那么这一方的文明就会衰亡。古老的中华文化在这次前所未有的考验面前将会怎样，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十分关切的事。其次，巨大的挑战也带来巨大的希望。因为同样根据历史法则，如果外来挑战这一刺激强烈而又持久，如果应战方最终又成功地做了应战，那么这个应战方的文明就会跃上一级台阶，甚至使世界都为之震惊。
从十九世纪开始至今的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其刺激强度不可谓不大，其持续时间不可谓不久。中国人民经过前仆后继的斗争，无数有“创造性的少数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力相传，终于见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就像鲁迅是用文化转型的办法铸造了未来中国人的人格一样，中华文化整体上的应战成功也必然表现为一场伟大的转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创造性的少数人”并不是指文明的应战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这些人当然是总结了前人以及人民群众的大量实践得来的经验，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文明的总结工作总是由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创造力既代表着群体的创造力，更表现出他们个人的天才。因此，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创造性的少数人”的活跃程度都是这个社会是否有活力的晴雨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此运用了历史哲学中文明的“挑战—应战”的理论，来分析赛珍珠的矛盾，目的在于：其一，文明“挑战—应战”的理论最能说明中西文化冲突的本质，最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要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把精力始终集聚在一个方向上；其二，这一理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始终是以“应战”一方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意味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中国人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认清这一点对我们十分重要。它客观地说明了，在这两个世纪中，中国历史的一切变动都是中国人在这种态势下所做的选择。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处在主动的位置上，那么它的选择范围可以有较大空间，选择起来也比较从容；而如果是处在被动位置上，那么它的选择就常常是被动情境中的唯一选择。即使这两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充满着坎坷曲折，即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他们也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一切仅仅是中国人为了能生存下去所做的一种抵死的努力，不管这努力是否愚蠢，是否幼稚，是否荒唐，它们都具有一种悲壮的性质。在这一理论的背景下，如果赛珍珠与中国人的看法出现了分歧，那么这两方往往都有着正确性和正义性。这个结论的得出对我们正确理解此前种种的矛盾现象有益：为什么围绕赛珍珠的问题，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根源就在这里，在西方价值观念看来是有悖情理的地方，却可以在东方价值观中看到它的合理性。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事物判断的客观是非标准，而是指出事物同时还具有不同面向的可能性，即有时存在着客观的是非标准，有时这种标准并不存在，我们只能以各自存在的合理性来加以解释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