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分裂的世界中的赛珍珠
赛珍珠恰恰生逢其时：面对着中国这样的现实，面对着东西方如此尖锐对立的分裂的世界，幸耶？不幸耶？
反观赛珍珠的母国文化，情况完全不同。由于美洲大陆丰裕优越的自然条件，当第一批欧洲的移民来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他们就为孟德斯鸠、卢梭等的思想找到了培植它的沃土。在战胜了印第安土著人之后，他们当中迅速成长出一个壮大的中产阶级。今天，当我们比较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时，不得不承认，发源于欧洲的近代西方文明恰恰在美国生长得最为迅速、最为顺利。正因此，与中产阶级价值观相适应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思想在这儿也生长得最为繁茂。
二十世纪的中国和美国，就有着这样的天差地别。挑战与应战，强势与弱势，进攻与抵抗，主动与被动，上升与衰退，个人自由与集体意识，资本主义选择与共产主义选择……仿佛一切冲突都集中在这里了。二十世纪的这两大文明由于各自处在截然不同的位置上，因而它们各自都拥有合理性。它们之间的尖锐矛盾，正说明这里有着难以弥合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对于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赛珍珠可以说是自小就身临其境，其冲突的残酷性她也曾深刻地体会到。那么，她对这一切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呢？应该说，赛珍珠不是一个理论家，更不是思想家，她对事件的感受程度常常停留在表象的层面。她从父母亲以及孔先生的教导中知道那些掠夺中国的白人们是强盗，因而她的同情心倾注在中国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身上，这一同情终其一生，她始终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的斗士。另一方面，义和团以及“国民革命”对他们一家的冲击使她对中国人的“革命”也始终抱着戒惧的心理，特别是她总是把“国民革命”与共产党混在一起，更使她一生对共产党抱着深深的戒备态度。她从孙中山的革命中看出与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因而寄希望于它，然而这场革命随之而来的分裂、混乱却使她迷惘、失望。她仅仅把这一切归诸那些留学英美的革命者个人的腐败行为，归诸蒋介石忽视农民、失去农民这一类个人的判断失误，而对这一切发生的必然性浑然不觉。由于价值观念的截然不同，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趋于疏远，然而对他们的惨遭蒋介石杀害又充满同情，特别是对他们与农民的结合，她在理智上充分肯定其正确性（即使在情感上十分不情愿），并看出了那个她不情愿看到的结局——共产党为中国带来新的希望。但是，她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这套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农民的结合，恰恰是中国历史的一次重大而必然的选择，一次应战的必要行动。或者说，中国历史只有通过这样的千回百折才有可能走出困境。用一个明显的事例即可说明这个道理：对于中国亿万饥肠辘辘的农民来说，到底是西方的“民主”“自由”重要？还是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共产主义口号来得更有吸引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就是农民的选择。赛珍珠虽然十分重视中国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但她却无法接受他们的这种选择。总之，面对这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赛珍珠体会它，却不理解它。这就是她的思想与情感常常处于矛盾之中的原因之一。
然而，赛珍珠毕竟不是平庸之辈，她的明智之举就是她对中国的一切变化始终抱着一种尽量客观的心态。她有时也难免因听信道听途说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有时也会对事物做出失真的反映，可她一旦知道真相，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认识上的调整。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希望赛珍珠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为政府歌功颂德，她都没有允诺。1949年以后，当她被一次次地批判、攻击，当她重返故里的要求被严词拒绝后，她仍然希望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衡量大陆的现实，这种随时准备接受新事物的心态，正说明了赛珍珠青春永驻的特质。
由东西方文明的进攻与反击构成的利益冲突，导致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这是赛珍珠面对的第一重也是最难调解的世界的分裂，由此又衍生出其他的种种分裂。
作为一个作家，依据什么样的文学观念进行写作对作家本人的文学事业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不幸的是，这方面的分歧依旧难以弥合。
二十世纪前期、中期的中国文学，由于共产主义思想影响逐步增长，文学向政治倾斜的情况日益严重。文学观念则主要以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理论为圭臬。这一观念要求文学反映被压迫人民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心声，表现社会的本质——阶级与阶级斗争。习惯于此种文学观念的中国读者当然会对赛珍珠的作品缺乏亲近感。赛珍珠的作品是用英文写的，读者对象是西方世界的人们，她自然会按照西方的文学观念进行创作，文学要表现“普遍人性”。西方文艺观念中，“普遍人性”是指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学应该表现人类普遍关心、普遍存在的事物，诸如生老病死、友谊爱情、生命的真谛、灵魂的永生等问题，人们要不停地总结人生的经验并上升至哲理的层面，这些全世界人民迫切想知道的问题便成为文学永恒表现的主题。
以美国文学传统来看，早在十六、十七世纪，那些欧洲移民来到这片新大陆，他们最初的文学表现莫不是赞美上帝、自然和人生的，对人性的思考始终是文学关注的中心，作家探讨人性之善恶，思考生命之本质，并把生活里很多具体的人性问题抽象到哲理的高度。他们喜欢谈人与上帝、人与大自然的交流，并不是说当时没有买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宗教迫害等罪恶的事情，但毕竟，前一类主题是绵延不断的，并且渗透于表现后一类社会问题的作品之中，以至成为了它们的灵魂。当然，探讨人生的哲理，还是表现被压迫的人生，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文学观念是人们对生活进行把握的一种认识框架。在纷繁复杂的外在世界面前，人们总习惯于把自己接触过的事物根据自己的理解收在思想仓库中。人们不喜欢杂乱无章，不喜欢将客观事物以本来面目那样照单全收，人们的大脑顽固地要将它们分类，就像是中药铺里密密麻麻的小药柜。久而久之，一种文学观念被我们适应了，我们就习惯沿着它往前走，而每往前走一步，我们就会获得一份快感、一份满足。这样的习惯当然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人的天性之一。人类对不理解的事物总会产生本能的恐惧。因此，当感知新的事物时，就都首先力求去理解它。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接触了另一种思想体系，就会发现它与原来仓库里的东西安放得全然不同，我们就会茫然，会不知所措。我们会愤愤地质问：“这些东西怎么放这儿？怎么能放？怎么配放？”
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她的《大地》写中国普通农夫的生存状态，写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写他们与菩萨的内心对话，写他们的最接近自然的本质。这一切，实际上是以美国文学的观念来观照中国农民的生活。这原本是很自然的事，但却使我们不习惯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农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的本质到哪里去了？然而，假若我们退而思之，像王龙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现实中大量存在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文学观念上的原则对立影响了中国人对赛珍珠的理解和接受；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政治的有色眼镜去考察，而是客观地以一种西方人的文学观念来审视这些作品，我们就不难发现作家真诚的态度。赛珍珠以西方的文学理念进行创作，使其作品易被中国人误解，也使她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中国现实正确把握和正确理解的能力。
如果说第一重分裂使赛珍珠难于理解中国的历史运动且使中国人也难于接受她的作为的话，那么，赛珍珠所面临的第二重分裂——东西方社会发展层次的差别——则使她的处境更加地尴尬。(https://www.daowen.com)
所谓社会发展层次的差别就是指西方——美国社会已处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阶段，而当时的中国却还沉睡在农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时间之矢”也普遍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及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之中，一切的发展都有各自的层次，就像地质年代、植物年轮一样。处在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上的事物都有各自相应的价值坐标系，而较先进阶段社会的价值系统必然会被较落后阶段的社会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接受；同样，较落后阶段的社会的价值系统，其中有价值的成分也可被处在较先进阶段的社会所消化、吸收，转化为不同质的高级形态。赛珍珠的尴尬之处在于，处在先进地位的西方文明恰恰采取了进攻的有时甚至是侵略的态势；而处于落后阶段的中国农业文明则总处于被侵略的位置，于是，一方是先进而非正义，一方是正义却很落后，如此对立的事物被融于一体，这就很难做出选择了。其实像这类事例在历史上不计其数：美洲移民消灭印第安人，西方各国对亚非多国的殖民统治，都属这样的性质，这是从恶的形式来推动历史的发展，是“恶之花”。即如赛珍珠本人及其父母所从事的传教活动，尽管和前面所说“恶之花”有一定的区别，但作为两种文明的冲突的一部分，这种活动本身也不能不具有强势文明的基本性质，这正是使赛珍珠真正尴尬之处。
马克思曾做过如下精辟的论述：
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1]
这就是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恶，另一方面则是在客观上起着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马克思还在另外一处用更为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2]那么，在这样两难的境地，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应该站在道义原则方面而否定进步的历史运动呢？抑或是相反？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我们对赛珍珠的经历进行价值判断。
马克思认为，古老形式的文明被西方现代文明所取代的进程当然是痛苦的，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正是这些古老的田园风味的社会形式，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他曾以印度为例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3]马克思在这里说的虽然是印度，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是适用的，其中说到的许多弊端也正是鲁迅所愤怒抨击的。这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它处于正义的方面而支持这种落后性。马克思甚至这样说：“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4]借用这个观点，我们再来回顾赛珍珠曾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始说过的那段话，我们就不会感到如何地大逆不道。尽管从民族感情来说，它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下面就是1936年赛珍珠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的政论《中国反对日本》中的那段话：
日本要是占领中国，中国人在物质上肯定将得到好处，一切老百姓应该从他们的统治者那儿得到——不管他们的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而没有得到的东西，日本人都会一一送给中国人民。日本人将在中国造铁路，发展商业，消灭饥饿，改良农业，将会在中国组织一个有秩序的——虽然是官僚化的政府，土匪将会被消灭。中国将会富有起来。这种变化将不仅限于物质方面。中国历史上将第一次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5]
这篇文章当然是有严重错误的，而且它跟赛珍珠后来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立场也是相反的。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她已经对当时的中国的确不抱任何希望。在她看来，当时的中国，要进行成功的应战，其选择的余地已经微乎其微了。中国已不是选择亡与不亡的问题，而是在外来征服者中“选择”哪一个的问题了——这很像二十世纪印度的命运。在此，赛珍珠判断的失误之处在于：一、她低估了中国古老文明的生命力，这个社会虽然已是奄奄一息，但它的哲学却是永葆青春的，这股浩然的哲学之正气，一方面保留在中国古朴的民风之中，一方面又集中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著作中。二、她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显然也估计过低。在写这篇政论前，赛珍珠由于去过日本，对那儿的一切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对日本较高的国民素质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她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看成是会给中国人“送”来富有。所幸赛珍珠的这一错误持续时间不长，当她一旦发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以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后，便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之中。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正义性，之于赛珍珠的两难处境的确是一个互为印证的客观存在，它也给赛珍珠的某些社会实践打上了两重性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