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的宗法结构
《大地》三部曲除了为人们提供了一张张生动鲜活的中国农民生活的表层图像外，更有价值的是，它通过王龙祖孙三代的发展演变，使人们看到了更为深层的内涵，这对于今天认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龙一家升迁浮沉的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动荡往复的一个缩影，他们一家的身份、角色的转换揭示了主宰中国命运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质言之，即“官兵-匪盗-农民”三位联结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中国历来有这样习惯的说法：“兵匪一家”，“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然而，不论是官还是匪，他们最终又与农民联结为一体。这一点，不得不说是赛珍珠的又一个天才的发现。也许这样的发现并非出自赛珍珠的本意，对于她来说，只是把自己在皖北农村的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一切如实地再现出来罢了，然而正因为这种如实的记载，我们才能越发体会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当那些外国人带着或欣赏或猎奇的态度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她的作品，体味着一种他们不熟悉的异国情调的时候，作为赛珍珠笔下所描写的那个国家的国民，我们却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震惊。面对着赛珍珠几乎是纯客观地描绘出的这一幅幅现实主义的画面，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
《大地》里的王龙开始是一个佃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由于偶然的原因，发了点不义之财，他很快变成了地主。《儿子》则写了中国的军阀部队与土匪武装，甚至与政府的官僚体系紧密联系、身份互换的历程。王龙的儿子王虎，先是投身于某军阀的部队，之后逐渐走上兵匪一家的道路。这些身份的转变靠的是什么？从作品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全靠着一个字：“抢！”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内部的动力机制。王龙发家靠的是抢大户，尽管他以往从未抢过，但那是因为专制统治的严密，并不是他不愿去抢，一旦统治出现松动，所有的穷人都会走上这条道路，王龙也不会例外。当他碰上了一次抢的良机时，他在心理上觉得这是十分自然的。当然，农民的“抢”首先源于地主对农民的“抢夺”，这种“抢夺”在王龙成为地主之后对付起他的佃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至于王虎的发家，就更是靠“抢”了。他先是加入了军阀的部队，以后又自己拉起了杆子，攻城略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用战争和暴力获得财富。在他身上，军阀、盗匪、官僚、叛徒几位一体，活脱脱地表现出了旧中国反动政权的盗匪本质。
联结“官兵-匪盗-农民”三位一体的经济基础是对土地私人占有的自然经济。王龙从农民跃升为地主是对土地占有的增加，王虎把从父亲手里分得的土地变换成钱财并继而招兵买马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实际上，不论是地主、军阀，还是土匪、官僚，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扩充地盘并攫取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财富。至于是用武力掠夺还是用征收赋税的方法掠夺，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土地决定着中国人掠夺还是被掠夺的命运。
《儿子》揭示了中国国民“劣根性”中的“匪性”，揭示了宗法制度下中国农村兵匪共通的特性，这大概是当年生活在匪患横行的安徽的赛珍珠最为不快的记忆。赛珍珠的优势在于观察，但她对中国的社会尚缺乏理性的深入把握，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她只能开出一些浅薄的药方。比如，在小说里，她让王龙的孙子王源留学美国，学一些美国的科学技术，再回到中国去开垦自己的土地，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万事大吉，这显然是过于天真了。这不过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布克在中国的农业实践的翻版而已。她没有意识到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必须在政治、经济、思想上来个彻底的大变革，她更没有意识到中国农民的悲剧根源在他们自身。当她已经把宗法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以后，她居然没有看出正是这个封建宗法制度成为中国农民的桎梏！因而，当她在《儿子》中用王源的眼光来对比美国农村与中国的异同之时，她竟然简单地把美国农村的富裕归结为美国土地的“博大”上。小说这样叙述：
这种泥土新鲜洁净，没有人类的残骸，也不那么驯服，因为在这个新的民族中，还没有足够的死者用他们的肉体来渗透这片土地。源知道，在他的祖国，人的肉体已渗透了那片土地。这个国家的土地比那些努力要占有它的人更加精壮。……
这土地是不驯的。……人们使用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通过艰巨的劳动获得丰硕的、供过于求的收成。他们将树砍倒，只用那些最好的土地，而让其他一部分闲空着，即使如此，土地依旧多得超过了人们的需要，而且这土地本身要比利用土地的人更加气势恢宏。(https://www.daowen.com)
在源的祖国，土地是人的奴隶，人是土地的主人。许多山上的树木在多年以前就被砍光了，现在，人们甚至割尽山上的野草用来烧火。人们在那些小块田里苦心经营，力求获得最好的收成。他们迫使土地竭尽全力地生产，一次次地向地中倾注自己的劳动、汗水、垃圾和尸体，直至泥土完全丧失了纯洁。[9]
这就是说，赛珍珠把中国农村破产的原因以及灾难归结为对土地的过度使用。这当然仅仅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根本的原因。《大地》三部曲自然是赛珍珠一生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哪怕在中国人眼里，由于感到作家缺少对中国文化深层底蕴的把握而觉得尚缺“火候”，但与其他同时代的那些反映中国农村宗法生活的作品相比，它仍然有独到的贡献。这就是，它以大量的篇幅表现了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的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在作品里，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宗法社会结构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出自同一根源的它的自身的否定力量。首先是接连不断的大灾荒，它的出现诚如赛珍珠所意识到的那样，本身就是大自然对农民数千年来盲目砍伐森林、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一种报复，是农民对大自然的非理性、无组织运作的产物。它的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农民对社会进行的非理性、无组织的运作：一批批饥寒交迫的农民挤上南下的列车，涌进了大城市，然后掀起一场场“抢大户”的动乱。其次是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这就是频繁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农民加速失去土地，最后导致农村自然经济的彻底瓦解。最后，官僚政治结构的瓦解：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上省长听命于军长，县太爷听命于土匪或军阀，军阀割据，官匪勾结，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所以，三位一体的宗法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角色变换正是宗法社会在无组织力量的周期性破坏下的一种表现形态。赛珍珠将之生动地勾画了出来，当然还在于她那独特的经历以及所处的独特的地域、时域条件：赛珍珠所处时代正是封建宗法社会在内忧外患下风雨飘摇的年代，而她所生活的地区又恰恰是落后闭塞、天灾人祸频仍的皖北农村，这使她当然地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只是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并不会决定性地改变中国社会的宗法结构，原因便在于中国社会具有修复功能。不妨说，《大地》三部曲里三位一体的连环，也同样是这种修复功能的体现。这样，无序、非理性、无组织状态，就成为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形态，而抢夺与兼并也就成为中国历史连绵不绝的“动力”。
《分家》里终于出现了亮色。盘踞中国农村数千年之久的宗法制社会结构碰到了两个最大的敌人——“革命”和“西化”。赛珍珠在这两者之间做了个选择，她让这个大家庭的第三代成员中的两个堂兄弟——王孟与王源分别代表着这两个方向，让王孟的革命归于失败，让王源的中西结合的家庭形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赛珍珠的远见卓识。因为究其实，以破坏为内容的“革命”只不过仍然属于发生自那个社会内部的非组织力量中的一种罢了，它属于社会失控状态下的变革手段，它能否真正改变旧有的社会结构，还需要看将来革命胜利之后的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如果依据鲁迅的看法，“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10]，“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1]，这样来衡量，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革命”，其结果都令人颇有疑虑，赛珍珠对此也持相似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相较之下，“西化”倒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的“克星”，当然，这种“西化”无须乎“全盘”，按赛珍珠的意思，就是“有点新式，也有点旧式”，大概可以说是“中西合璧”。
一方面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统治的脆弱性和较强的修复功能，一方面是它的对立面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和破坏，这使得农民在官兵与土匪之间不停地做角色转换，而推动这一切运动的是“非理性运作”，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形态。《大地》三部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无疑有着极高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