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妆艳抹”的中国农村风情画
阅读赛珍珠的小说，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作品里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中国农村风情。这大概是一般西方读者喜欢读这些作品的重要原因。只要看一看西方出版的她小说中的那些插图，那些男子背后的大辫子、女子的三寸金莲，每个人都是一脸的颟顸相，这一幅幅画面活脱脱地再现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老儿女”们的外形和心态。
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西方女子，赛珍珠的观察力必然聚焦在那些与她本民族十分迥异的生活习俗及外部行为上。因而，赛珍珠的小说，较之现代中国乡土文学所不同的是，她在展览农村的独特的风情画方面，可以说是倾注了最大的心力。不妨说，赛珍珠在展示中国农村风情上怀有特殊的癖好。
《大地》的农村风情画有下列显著的特点或者说是突出的贡献。
第一，《大地》在这方面的描写信息量大、密度高。正如前文所说，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的独特风情怀有西方人的特殊兴趣，或者说是她注意到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她的小说里关于这些内容的描写远远超过一般的中国小说。
《大地》通过王龙一家四代人的生活非常细腻地表现了皖北农村普通农户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人生画面。
只要打开《大地》的第一页，我们就看到了王龙结婚的风俗场景。他一早起来，首先是洗一个热水澡——王龙说：“过了年我还没有洗过一次身子。”[2]——这个澡当然是为了即将娶来的老婆而洗的。然后是把洗过澡的水倒到田地里，一点儿不敢浪费。他接着给父亲烧一杯开水，上面撒些茶叶末——在当时，茶叶是和银子一般贵的。然后他再换上蓝布新衣，带上定亲的礼物——两只镀金的银戒指和一副银耳环，去镇上买两斤猪肉，用干荷叶包着，再买半斤牛肉、几块方豆腐，还要去香烛店买几炷香——这就算办结婚酒席的食材，而香是为了举行“结婚大典”时烧拜给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在做这一切之前，王龙还必须剃一个头，即使在这样一个不重要的细节描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赛珍珠特有的高密度风情画描写所具有的信息量。让我们在下面这一段摘录中，用横线标出反映特定风情的信息。
剃头师傅立刻转过来，很快从他木炭盆上的壶里往铜脸盆里倒上热水。
“全剃吗？”他用一种行家的语气问。
“剃头刮脸。”王龙回答。
“修不修耳朵和鼻眼？”剃头师傅问。
“那要加多少钱？”王龙小心地问。
“四个钱。”剃头师傅说，开始在热水里投洗一块黑布手巾。
“我给你两个吧。”王龙说。
“那就修一个耳朵和一个鼻眼，”剃头师傅立刻答道。“你想修哪一边的呢？”他一边说一边向旁边的剃头匠做了个鬼脸，那个剃头匠禁不住大笑起来。[3]
皖北“一头热”式的剃头担子，世代相传的铜面盆，带有职业习惯的行话，剃头的特别方式（包括挖耳朵和鼻眼），肮脏的洗头布，还有特别的讨价还价方式，这些全都是充满着特殊的中国味的农村风情。这一小段话里几乎每一句都提供了一个风情的信息。(https://www.daowen.com)
再比如，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土地庙，也是令人感到很新鲜的：
庙里坐着两尊小而严肃的神像，它们是由庙周围田里的泥土做的，在屋顶下受到很好的保护。两尊神像是土地爷本人和土地婆。它们穿着用红纸和金纸做的衣服，土地爷还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胡须。每年过年时，王龙的父亲都买些红纸，细心地为这对神像剪贴新的衣服。[4]
在旧中国，土地庙以及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太普遍了，普遍到了毫不起眼的地步。只有孩子们才会经常地猫在土地庙里，天真地去研究土地公公的胡子并且有着“惊人”的发现——胡子竟然是用人的真毛发做的！阅读这样的段落，你就能活灵活现地想象出幼年的赛珍珠那一副稚气可掬的神态来，这个地道的“黄毛丫头”怎样睁大一双蓝色的眼睛好奇地看剃头匠们边扒耳朵眼边低声讨价还价，怎样同那些拖着鼻涕的中国小伙伴一起调皮地拔土地公公的髭须。
在《大地》三部曲里，类似上面的风情画可以说举不胜举，从农民的生活起居、耕耘稼穑，到土匪的打家劫舍、封建割据……都有详细的描写，基本上概括了江浙皖一带农村生活的全貌，因而这些风情画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
生活习俗、社会风情尽管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表层部分，但它毕竟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最能激起外人的兴趣及好奇心的部分。赛珍珠的作品正是以大量密集的信息，在西方人面前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东方世界；它也是一扇大门，引导着人们进入这个东方的世界。
《大地》的风情画具有明显的符号学含义。风情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景色、场景的描写，一类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符号”。赛珍珠重视的是后者，并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甚至可以这样说，揭示这些风情画的符号学意义，正是通向中国农民内心的正确通道。
所谓符号学含义，是指赛珍珠描写的那些风情画表达了人们特定的思想感情，带有深层的文化内涵。质言之，《大地》中的农村风情画表现了特定的农业文明的特征，表达了在农业文明环境之中生活的中国农民的特有心态。
比如上文提到的土地庙，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化符号：每一方土地都有掌管土地的神负责照看，这无非是反映了中国农民迷恋土地的心态；设置一个土地公公的同时还设置一个土地婆婆，这无非是希望土地公公有一个稳定的家，安心工作，希望他们安家落户，长期为这方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提供保护。这种心理，久而久之，就异化为对这两尊泥塑菩萨的尊敬，以至婚丧嫁娶、农事耕作之前，都要对他们烧香叩拜。
再看看过年的习俗：
新年近了，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新年。王龙到城里的蜡烛店买了一些红纸方，其中有些印着金色的福字，另外一些印着富字。他把这些红纸方贴在农具上，求的是一年给他带来好运。他在耕犁上、牛轭上、挑肥料和水用的两只桶上，都贴了一张这样的纸方；然后他在家门口贴上了红纸对联，上面写了些吉利的字眼；在门道里，他贴上巧妙地用红纸剪得非常细腻的花卉图案的幡胜。他还买了给土地神做新衣用的红纸。尽管老人的手有些颤抖，他还是精巧地把纸衣服做了出来。王龙拿了这些纸衣，到土地庙里给两尊神像穿在身上。为了新年的缘故，他还在神前烧了香。王龙还给自己家里买了两只红蜡烛，准备除夕点在神像前的桌子上，那张神像就挂在堂屋中间桌子上方的墙上。[5]
中国农民是十分务实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是很讲实用的民族，过年的习俗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民族性：人们在每一年伊始，都指望着官运、财运亨通，至于农民，当然是指望着在农作上实现“恭喜发财”的愿望。在许愿的时候，一定要给土地神换件新衣服。一旦达到目的，土地公公的衣服再褴褛也是无人管的。
在解读这些符号的过程中，我们会领会到另一层更深刻的含义，这就是命运！对命运的恐惧是这些风情画背后隐藏着的一只无形的巨手，正是这只手画出了千姿百态的画面。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按照一个信念过生活，那就是靠天吃饭。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束缚了中国人的科学创造力，使他们在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经常处在软弱无力的境地，这就导致中国农民对命运的捉摸不定怀着深深的恐惧。对土地庙的顶礼膜拜源于此，干什么事情都要图个吉利也源于此。看一看赛珍珠笔下对婴儿的穿着以及做父母的心态的描写，我们就更能感受到这种氛围：“大年初二，也就是女人们互相拜年这天——男人们前一天已经吃好喝好了——他们一清早就起来了。女人给孩子穿上她自己做的红衣服和虎头鞋。除夕那天，王龙自己给孩子刚刚剃过头，她在孩子头上戴了绣着金色小菩萨的红帽子，然后把他放在床上。”[6]这孩子的装束从头到脚都是为了“辟邪”：红色是血的象征，中国人喜欢用血来破除邪魔鬼怪；老虎头鞋既象征着婴儿的勇武有力，又显示出婴儿有老虎在身边保卫的安全可靠；至于头顶上的菩萨，则更是婴儿的保护神，有了他，任何鬼怪都是奈何不得的。支配着这一切的当然是恐惧，这是赛珍珠的一个发现。难怪当糖果店里的人对王龙生了儿子大加称赞说他“好运气”的时候，王龙会感到悲喜交集，因为在他看来：“在这种生活里太走运是不行的。天上、地下，到处都是邪恶的精灵，他们不可能让凡人的幸福持久，尤其是像他这样的穷人。他急忙转到蜡烛店，那里也有香卖。他从店里买了四股香，家里每人一股，然后带着这四股香赶到小土地庙，把香烧在他和妻子曾烧过香的冷香灰里。他望着四股香燃好，然后才走回家去，心里感到宽慰了一些。”[7]对命运的恐惧，最为典型的是这一段描写：
她的脸上慢慢泛起了笑容，而王龙则哈哈大笑，慈爱地将孩子偎在怀里。他干得多好啊——他干得多好啊！然而随着狂喜，他又有些恐惧。他在干什么样的蠢事呀！像这样走在空旷的天空下面，带着一个漂亮的男孩，会让偶尔经过空中的妖魔看见的。他急忙解开外衣，把孩子的头塞进怀里，大声说：“我们的孩子是个没人要的女孩，脸上还长着小麻子，多可怜呀！还不如死了好呢。”[8]
这些地方都表现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不安定感，他们总觉得在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操纵着他们、支配着他们，这就是命运，而命运之神的笑容在他们看来是极为难得的，因而即使是在得到幸福的一瞬间，他们也生怕命运之神会轻易地将幸福收回，这使得他们经常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心境之中。
其实，《大地》三部曲所展示的生活就是千百万农民向命运挑战的一部史诗，在这个方面，作品的主题与风情画的内在含义恰恰相吻合，这使得书中的风情画描写具有了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内涵，既在第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引导着西方读者沿着这个层面继续向着纵深开掘。《大地》中的社会风情画因为它那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揭示中国农民心灵深处奥秘的巨大力量，而必然获得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