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需要一个“中国”

美国建国伊始，鉴于对传说中东方帝国的尊崇和通商的需要，“中国皇后”号商船在广州靠岸，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此后，美国人毫不吝啬地赞美中国的富庶、神秘、古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充满了敬仰之情。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加之鸦片战争过后清王朝一败涂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转为鄙夷不屑和讥讽：“一个奇怪的民族，难以同化，顽固地保持自己的习惯和传统，……他们爱搞宗派，危险，犯罪，行动诡秘……邪恶和狡诈的，精神和道德均是低劣的。”^[3]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建立在两种冲动之上：一是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一是种族主义。前者让美国人从上层人士到普通百姓，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需要福音教化的“劣等民族”，是一个需要美国施恩扶助的“奴仆”，同时中国的巨大商机也让美国的制造商、投资商心动不已。后者又让美国人不可遏止地将中国人视为“黄祸”，视为威胁美国生活方式的低等种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冲动来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美国在文化上和国家治理上的家长制作风。美国作家葛拉姆·派克（Graham Peck）曾就美国的家长制作风发出过警告：“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太过热衷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4]美国以看上去完全利他的精神将自己的经验、知识、理念传递给一个满怀感激的接受者——中国。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家长制观念，将别的民族视为孩童，视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实体，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提供了借口。美国人表现出对中国的乐善好施，实际上源自其以主子自居的心态。其实，美国需要在改变中国、让中国采取美国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独特性，将自己的特征、品性、习惯投射到中国人身上。这样，中国便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典型的自恋形象。

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介入的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大批各行各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华美国人达到大约1.3万。他们对中国“几乎是一种兄弟般的喜爱之情、理解和同情之情”，“他们热爱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极棒的”。^[5]他们之中，致力于改变美国国内对中国人的态度者不乏其人。美国学者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在他的专著《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中指出，1931年至1949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是一种不顾中国实际、由传教士激情和卢斯^[6]媒体误导的幻象，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幻象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在“电视时代到来之前，卢斯以其手中强大的媒体力量，对二十世纪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的新闻观常常影响着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7]。作为打造美国化中国的鼓吹者，卢斯利用他创办的《时代》周刊，持续不断地向美国人传达出一个勇敢、坚定的中国形象以及他们出色的领袖夫妇——蒋介石和宋美龄，极大地影响了国内舆论。浪漫化中国成为美国建构中国形象的另一个极端。(https://www.daowen.com)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赛珍珠的《大地》出现了。它“几乎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8]。《大地》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现实主义描写，对中国人民族心理和精神世界的细腻刻画，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使其甫一问世，便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并且收获了无数好评，促进了美国对中国的理解。纳撒尼尔·佩弗（Nathaniel Peffer）在1931年3月为《大地》写的书评中说：“《大地》大大接近于真实的中国。就算你没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人也一无所知，仍能理解它，被它吸引。”^[9]同年，弗劳伦斯·埃斯库（Florence Ayscough）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称《大地》是“一部非常优美的小说。我们终于从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读到真实的中国人民，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是人们经常描述的荒诞无稽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诚实的农民、忠诚的妻子、富饶的大地、农民的泥土房，布克夫人的小说是如此感人，如此真实”^[10]。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11]这样说道：“在所有喜爱中国人、试图为美国人描述并解释中国人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像赛珍珠那样卓有成效。没有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比她那著名的小说《大地》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她为一整代的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就像狄更斯为我们许多人‘创造’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贫民窟中的人们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