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对乡土中国的发现

作为一种文化幻象的“中国形象”——中国作为一个被注视、被制作的“他者”——赛珍珠的双语背景、双焦透视、跨文化的独特经历——中国之美的发现者和捍卫者——对中国社会现实与民族性格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赛珍珠的启示

十九世纪，在大多数欧美人的眼中，中国不过是世界版图上一片疆域辽阔但却遥远晦涩、充满奇风异俗的国土。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活生生的中国人被当作展品在博物馆陈列^[1]，以鸦片、妓女、黑社会著称的美国唐人街成了由警察做导游的景点；戏剧舞台上那个“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只会猴子般模仿”白人的阿兴^[2]成了华人的代表，脑后甩着长辫、操一口难听的“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人阴险毒辣，专门做色情生意，腐蚀白人家庭^[3]。二十世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有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十九世纪关于中国的套话被继续沿用。例如，世纪初在欧美家喻户晓的傅满洲系列小说^[4]，主人公就是一个集合了“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狡猾”的“很可怕的人”，这个“黄祸的化身”领着一帮恶棍妄图征服西方世界。就连中国的文化习俗也成了被讥笑的对象，上了美国的各大报纸杂志^[5]，如汉字中的“家”是屋顶下的一头猪，中国人用白色而不是用黑色表示哀悼，男人进门不脱帽而脱鞋，小孩子生下来便一岁……中国这些风俗习惯的“怪异”强化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感，中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低下和负面的，在文化交流方面，作为他者的中国是象征性的死亡了的。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批认同中国，书写中国文化中孕育出的优雅、韧性的精神品格的作品，中国作为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一种象征而出现，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1915年）、卡内蒂的《迷惘》（1935年）、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1942年），作者未到过中国，也不关注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以中国人或事为背景揭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困惑。中国是一种理想而优美的文化幻象，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敏感洞察往往出于无知和想象。当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品，如西格伦的《雷内·雷》（1913年）描写了清朝宫廷生活和辛亥革命，马尔罗的《人的命运》（1933年）写了1927年大革命在上海的悲壮历程。这些作家都在中国居住过，其作品与那些凭想象和推测写成的有关中国的作品不同。可是，细读这些作品，就会发现这些作家俨然是那种乘船环游世界时在中国靠岸的观光客，其笔下的景致多少与中国隔了几层。(https://www.daowen.com)

正是在西方这种普遍将中国和中国文化或妖魔化或溢美化的氛围中，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的经历^[6]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入了解，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创作了大量与众不同的中国题材作品，如《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龙子》、《群芳亭》、《同胞》等。在这些小说中，赛珍珠将构成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看作中国的真正代表，描绘其生存方式及观念系统，以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如前所述，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缘由之一便是基于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7]。“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乡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根，农民本位是中国的传统，农民文化所规定的“农民性”在某种意义上同“国民性”相通。赛珍珠最熟悉的恰恰是最能代表中国的。这个异乡人从小便以本地人的身份在中国农村生活，她回忆说：“神像和农民以及街路上的人们，形成了我最早的记忆中的事物。此外，还有军阀们，以及在内战时的逃难，藏身在茅屋中，咬着牙关等死；还有旱灾、水灾，以及我不能加以援手的临死的人们的哀号声；还有风景优美的小村落，和一片片金黄色的等待收割的稻田……”^[9]赛珍珠习惯了和中国人吃同样的食物，听同样的神怪故事，按相同的方式待人接物。在美国接受完高等教育，赛珍珠回中国后跟随丈夫在安徽宿县生活了五年。她说：“我住的越久，就越来越对那些居住在城墙外村子里的农民及其家庭充满了敬意，而非对那些富人。他们是生活的唯一主宰者，因为他们最贴近大地，生与死、笑与哭都是最真实的。拜访农家成了我观察现实的途径，在他们那儿我发现了人类应有的模样。”^[10]经由赛珍珠的作品，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形象走进了西方的万户千家，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结构得到了现实主义的描绘，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第一次被一位西方作家有血有肉地展示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