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的历史是一种周期性乱治交替的历史。从社会景观上考察，所谓贵族、世家、富户，几代不变的绝少，递降、突降的趋势近乎永恒，即“富不出三代”。《大地》三部曲中，王龙一家升迁沉浮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动荡往复的一个缩影。黄家地主家族步步败落，代之而起的是自耕农王龙，而这崛起源于乱世之时的“抢大户”；王龙的儿子们分别成为豪绅、富商、军阀，他们相互勾结又相互利用，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这些都并非是赛珍珠的纯然杜撰。

从赛珍珠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军阀政治的基本特征，即它是构筑在武力基础上的强权政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兵和匪是军阀政治的一体两面。赛珍珠一直认为《水浒传》最能反映中国人的造反性格，为塑造内乱时新兴的军阀，她避开无法从近距离观察的不足，从《水浒传》中汲取了不少素材。王虎从小梦想杀尽贪官，拉杆子时对手下人（人数也是一百来个）宣言：“五百年前就这样，英雄好汉要劫富济贫，同生死共患难。”^[17]王虎起初投奔匪帮，带有杀富济贫的目的。很快他要另立山头，目标却是被招安，成为“正规军”。为了实现目标，他明白非得先当一阵子盗匪，以满足帮伙群聚生活和收集军备的需要。王虎征服豹子后投奔了县太爷，要求县太爷任命他为部队司令，供养俸饷，他们也可在省里有个名分。正如他的部下豁嘴所言：“现在他有官方支持，虽只在小县城谋了个官位，但那可是政府的司令长官。他若出去和别的军阀打仗，就可冠冕堂皇代表某种权威，而不是什么叛逆。”^[18]遭省军讨伐时，王虎便通过要挟县太爷得以转危为安；后来，他又攻下另一城池，与那里的县太爷串通一气，省里的都督终于封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新头衔，只要求他每年上缴一笔款作为省军的开支。像这样兵（官）与匪通融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政府军队不但不能负起缴匪保民之责，反而去招匪、抚匪、通匪。

当土匪是“农民对压迫和苦难进行反抗的最普遍的方式之一”^[19]。农民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当兵。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灾荒频仍，民以兵匪为生涯，入彼出此，入此出彼。王龙的叔叔就是在荒年濒临饿死时加入匪帮的；王虎从小衣食无忧，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向往当兵，厌恶土地，父亲将他喜欢的梨花收为小妾使他愤然出走，本欲投奔官兵，却来到一个绿林司令手下。王虎与那些专事掠劫烧杀勒赎的积匪、兵匪、会匪不同，他属于侠盗型的土匪，梁山英雄式的人物，除自卫、复仇外，决不滥杀无辜。每到一处，他都警告手下人不准欺诈百姓，不惹良家妇女。征服豹子后，只允许手下人去其山寨抢掠，但严禁子侄去抢，以维护王家骨血的体面正派。攻下一城市，他不得不允许手下人抢三天，为此异常痛苦。赛珍珠把王虎塑造成一个好土匪、好军阀，写他攻城不久，市面就恢复了生机，百姓们“早已淡忘了战争的创伤，正毫无怨言地忙于重整家业。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一切都是天意”。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真相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匪盗、官兵是一家，他们收缴的捐税名目繁多，盯女人，抢粮食，白吃白喝，兵去匪来、匪去兵至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匪与民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宗法社会制度，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亲族和乡里社会结构，注重人伦秩序的礼治把人仅仅束缚在家、乡空间中，把人和地的关系固定化了。土匪的出现虽然给传统的伦理秩序以极大的冲击，但受长幼、亲疏的差序的束缚不逊于农民，他们依旧念念不忘家族血脉有传，视血缘与地缘为“亲”。王虎攻城略地的计划因父亲去世而推迟了三年，谓之尽孝；他找的亲信有两兄的儿子，并向他们保证：“难道我会忘本吗？难道我不提拔家族里的人？”^[20]他始终把传宗接代放在心上，亲自培养儿子，甚至为了儿子去扩张地盘；他想去家乡作战，一则离两兄近，二则万一挫败，可以躲到这个有钱的大家族里；后来他决定去邻省，原因则是万一打仗，仍可躲回老家，而队伍一旦需要物资，不必从自己乡亲头上搜刮。另一方面，土匪靠勇猛拼杀夺取生活必需品的生活方式使之比农民多了一份超越地域关系的江湖义气和均贫富共患难思想，由此，土匪作为民间权威的文化意蕴得到了对比式张扬，形成了对农民“劣根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阴暗险毒——的批判。王龙想进城告发做匪首的叔叔，但担心叔叔不会受责罚而自己却会因不孝受鞭笞，他知道，要不是凭借叔叔的力量，他家的粮食、钱财、女人都会遭到抢掠。他制止了大儿子杀掉叔叔一家的计划，代之以更恶毒的残害方式，不断买鸦片让叔婶吸，使其处于慢性自杀的状态。王虎的两兄是带有根深蒂固的“农民性”的豪绅和富商，他们帮助王虎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国君的兄长”，并且靠弟弟提拔他们的儿子。一旦王虎落难，他们马上私下写下了“已脱离兄弟关系”的状子，以免殃及身家性命。

民—兵（官）—匪之间循环往复的角色变换正是宗法社会在无组织力量周期破坏下的一种表现形态。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并不会改变中国社会的宗法结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具有自我修复功能，民—兵（官）—匪的连环同样是这种修复功能的体现。赛珍珠所处时代恰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在内忧外患下风雨飘摇的年代，她生活的皖北农村又是最落后闭塞的区域之一，这使她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见证人。虽然赛珍珠的小说多多模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内容情节和手法，却如此清晰地反映出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现实。这恰恰说明，无序、非理性、无组织状态，一直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形态。这种状态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对于政治的含混朦胧的认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专制主义，却以“家”的观念来审视“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王虎与邻省村民的一段对话极其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这种意识：

“没听说呀！几时驾崩的？还是叫别人夺了皇位，要真这样，那么谁是新上台的皇上呢？”……(https://www.daowen.com)

“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新皇上了。”

“那谁来管我们呢？”店老板惊讶地问道，那神情仿佛刚刚遭到不幸似的。

“现在是混战的时候”王虎说，“好些个军阀在打来打去，还不知道谁最后争得上皇位呢。……”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没有皇上可怎么得了呀？那不又要天下大乱了？老爷，您说的这事可太糟糕，……像我这样的小老百姓，怎么忘得了呢？这下子，不管村里多太平，我也要成天担惊受怕了。”^[21]

对于农民来说，给当家的交粮纳税天经地义，至于谁当家则无关紧要，只要不更换太勤导致乱世、不施加太多暴政招致民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