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梁博士在纽约居住了二十年，坚持用最完美的形象向美国人展示中国。同时，他也经年累月地为子女塑造了一个玫瑰色的中国，用亘古不变的祥和掩盖了中国所有的剧变。梁博士代表西化了的知识分子阶层。赛珍珠在出版《大地》之日起，就与他们展开了论战。他们嫌恶赛珍珠不写富人、有教养的人，而写卑贱的人，败坏了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美国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中国学教授江亢虎从中西人物画法的区别设喻，指责赛珍珠“把中国画成一副一半白一半黑的面孔”，而且“连官顶子亦不见了”，并且认为，赛珍珠的创作源自中国阿妈与苦力的叙述，这些人虽构成了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却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从他们那里听来的故事自然不是“中国的写真”。所以，赛珍珠的作品“仅代表中国人生活中黑暗方面的特殊局势”，如果仅仅写农民，一个西方人即使永住中国也“很难望有真正了解中国与阐明中国的一天”。赛珍珠感叹中国智识阶级与平民之间可怕的鸿沟，申明“大多数的平民才是中国的生力，中国的光荣”[4]。同时，她指出，中国的受教育阶级对非受教育阶级的鄙视来自祖先遗传，一般所谓爱国志士不能替平民谋生活的改善，反将其穷苦愚昧状况一味对外掩饰，这是误国。[5]到底如何看待平民大众，这是赛珍珠与一些留洋的“高等华人”或许多受外国文化影响较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同胞》中的梁博士就屡屡在演讲或聚会场所对人说：“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有意义的是质量，即有发言权的少数人、学者。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比农民更能完美地代表中华文明的精神。”[6]在唐人街戏院看戏时，他感到眼前舞台上那些大摇大摆、高声吟唱的演员和他们色彩鲜艳的古代服装，给人一种幼稚、傻气的感觉。这样的演出“符合坐在庙宇前山坡上看戏的农民和乡巴佬的口味，但显然不符合一个现代民族的口味”[7]。唐人街的中国人正在塑造一个陈旧落后的中国的缩影。他为像他自己这样的华人竟不是中国的唯一代表而深感遗憾。在小说中，梁博士否认二十世纪中国依然存在缠足的风习，不允许子女娶或嫁个外国人，不允许他们像中国人那样站着吃饭。当路易丝与菲利普发生了关系后，他因孔孟之道受到触犯而决心永不宽恕她。他为自己的农村妻子感到羞愧，指责她辨不出咖啡的好坏，吃面包的声音像推磨碾粮食，不允许她在美国人面前使用挖耳勺，讲不地道的英语，时时处处害怕妻子的言行引起美国人小视。而当妻子从梁庄回美国后，他又为她在美国人面前创造出一个美丽的中国而对她产生了一种新的、深深的柔情。无疑，梁博士就是按照江亢虎等中国人的模式创造出来的。通过这一形象，赛珍珠重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一种现代民主才会出现在古老而伟大的中国。这样的观察和思考是相当敏锐的。
当然，赛珍珠对于中国的描写和阐释并非全然准确。《同胞》中就不乏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误读甚至误会。正如赛珍珠早就认识到的那样，阐释者受到阅历的限制，还有其观察角度、特殊使命感的限制，没有哪一个人的阐释是充分的、完全正确的：“关键是一个人在阐释什么的时候，不能考虑自己的阐释会获得赞许呢还是会遭人反对。阐释者需要遵循的唯一一条原则是，如果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对某事做出阐释，那么，他就必须对他所看到的和他认为他了解的事情实话实说，同时，牢记并提醒自己他只不过是一个个体，可能会出错。”[8]独特的身份与视角使得赛珍珠在阐释中国文化时包含了价值判断，往往同西方文化进行自然而然的比较和参照。
读赛珍珠英文原作的感觉，就像是看一个中国人在用英文描写一个个的中国故事。正如她本人所言：“在描写中国人的时候，纯用中文来织成，那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故事，我不得不再把它们逐句译成英文。”[9]赛珍珠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中国人的视角去写作。
《同胞》中，赛珍珠写到美国的生活，写到纽约的街道、无线电城、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大桥等，尽管这是侨居美国二十年的梁博士一家最熟悉的景致，赛珍珠却只是像一个观光者一样写得浮泛而了无情感。雄伟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不如雕刻着石狮子的北京卢沟桥有气魄，就连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也不如北京的人力车夫忠诚礼貌。相反，一写到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回忆中还是现实里，都让我们读来感觉身临其境。“城里的房顶都很精致；古老的四合院里是浓密的古树。越过城墙有远山淡淡的轮廓。……宽阔的街，高大的门，很美。每一寸建筑都显示了悠久的历史和漫长的未来。”[10]这是北京。“一眼望去，蓝天下褐色的平原一望无际，地里的庄稼都被收割得干干净净，只有大白菜和大葱还露出点青意。庄稼人的蓝布衣服很明亮，一群白鹅像一片白雪在刚刚收割完毕的田里摇摇摆摆地找撒下的粮食吃。”[11]这是梁庄。当然，也有拥挤嘈杂的上海，那里生活着无所事事、矫揉造作的有闲阶级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富人们。还有沉重的麻布蚊帐、房檐上挂着蜘蛛网的老屋、屋子里微微湿润的空气、陈旧的木头和粉墙的石灰的气息、邋里邋遢的小孩子、爱打探别人隐私和传布谣言的妇女们、冥顽不化又威力无边的焘大叔。这也是梁庄。(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赛珍珠饱蘸深情地勾勒了一幅幅中国图画的话，那么，她在触及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的时候，往往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去思索，并且在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情感的相互制动中有所偏爱，导致了她解释这些现象的根源时某种程度上的幻象化。
《同胞》里的梁博士虽然并未真正打算离开美国，却总是憧憬着有朝一日做三世同堂的一家之主。“到北京找个带花园的舒适房子，孩子们都在身旁，詹姆斯是个出类拔萃的大夫，家里仕女云集，孙儿孙女到处跑，他和孩子妈都老了，受敬重受尊敬，只有在中国，老人才那么受尊重！”[12]赛珍珠认为中国大家庭制度的一个优势之处在于家长一身数职，既是保育子女、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老师，又是管教孩子的牧师和法官，家庭体制的完善保证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梁博士感叹自己的子女被美国惯坏了，令人失望。他生养了他们，照顾他们，教育他们，还要为他们掏大笔的学费，到头来他们还是我行我素。而“在中国——旧时候的中国——只要长辈还活着，孩子总是听父母的。他们总有一天也要熬到做长辈的时候，那时就会有报偿。这样一来天下太平，代代相传，井然不乱。……一个民族如果做不到长幼有序，则这个民族终将分崩离析”[13]。宗法制大家庭固然有赛珍珠发现的诸般长处，但她并未认识到，这种用封建礼法建构的家庭靠“长者为尊”的名分维系，它以“孝”为本，本应生机勃勃的家庭情感调节便在亲情专制主义之下变得僵硬专横而悖于情理，更难容现代社会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井然有序的家庭是以子辈丧失人格的独立与平等权利为代价的。
当我们重读赛珍珠的小说了解“自家的事情”时，首先应该从她说了什么这样的角度去分析，看看哪些是中国的真相；然后再看看她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视角去阐释中国的，缘何如此解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