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文化的主旨是家庭精神。在几乎每一部重要作品中，赛珍珠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挖掘中国式家庭的“优点”上，与隐藏在意识层里的美国式家庭进行对照，这影响了她对中西家庭观念的判断。基督教文化注重人与上帝的纵向关系，强调人们要一心爱上帝，这种宗教框架内的唯一神信仰是要凌驾于家庭情感之上的。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分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35]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36]甚至宣称，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人到他那里去，若不恨自己的骨肉亲人，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因此，基督教文化注重人与上帝的纵向关系，并把它放在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之上。与此迥异的是，儒家文化关心人在现世生活的幸福，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重视人的社会、政治和家庭生活的准则。赛珍珠把中国家庭形容成理想的太平盛世。她说，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家是一个法律单位，每个家庭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人人有光宗耀祖等浓厚的家庭意识。家庭体制的完善造就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天下一家，家给人足，处处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景象。赛珍珠极为推崇中国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孩子们在宽松的环境下健康地成长，沐浴着几代长者的慈爱，成年人则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任……，老年人受到爱戴和尊敬，他们不会像美国的老年人那样被送进养老院。”[37]
赛珍珠在其作品中展示了中国几代同堂的传统家庭模式。《大地》以王龙结亲开始，他很快生了儿子，形成三世同堂之家。王父死后，王龙有了孙子，依旧三世同堂。王龙发迹后，王氏家庭人丁兴旺，被尊为“王大户”，王龙成为家族的领袖。《母亲》起始，便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农民家庭场景：母亲在灶房烧饭，两个孩子偎在身边，婆婆坐一旁；煮好饭，母亲先给婆婆盛，又给儿女各盛一碗；夜幕时分，男人从田里回来，快到家时他突然唱了起来。可见，“母亲”是一个温情的妻子、慈祥的母亲和孝顺婆婆的好媳妇。祖孙三代其乐融融。《龙子》开始也描绘了一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忠厚勤劳的林剡在村里颇有威望，贤妻良母式的林嫂持家有方。他们有三儿两女，大儿子已有二子，二儿子刚结婚，老三仍年少，大女儿已出阁，小女儿年方二八。老两口相濡以沫，小夫妻恩爱有加。林剡和儿子在夜风中收工回家，林嫂已将饭菜摆好，“这一家子常为件什么事笑起来”[38]。《同胞》里的梁博士虽然并未真正打算离开美国，却总是憧憬着有朝一日做三世同堂的一家之主。“到北京找个带花园的舒适房子，孩子们都在身旁，詹姆斯是个出类拔萃的大夫，家里仕女云集，孙儿孙女到处跑，他和孩子妈都老了，受敬重受尊敬，只有在中国，老人才那么受尊重！”[39]在赛珍珠的笔下，《大地》中的王父及老年王龙、《母亲》中的婆婆及老年的母亲和堂兄、《龙子》中的林剡、《同胞》中的焘大叔等，不仅得到赡养，而且受到尊重，尽管这些家庭也有贫穷、灾难和坎坷，却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和天伦之乐的幸福。
宗法制大家庭固然有赛珍珠发现的诸般长处，但她并未认识到，这种用封建礼法建构的家庭靠“长者为尊”的名分主义维系，它以“孝”为本，本应生机勃勃的家庭情感调节便在亲情专制主义的霸权下变得僵硬专横而悖于情理，更难容现代社会的个性自由和创造精神。即使在接受过新式教育或赴西方留学的子辈身上，也难脱“孝”字的羁绊。王源难以背叛旧军阀父亲，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身为长子的林家老大（《龙子》）也只能与父亲一道固守在土地上，不能跑反。可见，井然有序的家庭是以子辈丧失人格独立与平等权利为代价的。
赛珍珠推崇中国大家庭制度还表现在她对妇女家庭地位的赞赏。她认为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很有权力：“在她们的生活范围之内，她们的力量已很深入并且升得很高。她们已经完全明白了男子的天性。她们抓住了男子的每种弱点，并且凶狠地利用这些弱点以达到她自己的目的。”[40]《母亲》中的“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可以公然对抗丈夫的奢华，也可以不同任何人商量就做主把女儿远嫁。即使是沉默顺从的阿兰（《大地》），在去不去南方逃荒、卖不卖地这些大事上，也能很有分量地参与意见。中国封建文化运用伦理化的力量在它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已做过许多调整，使家庭人际关系的运作更加有序。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妇女也有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机会，特别是“祖母”级的女人可以用孝悌原则与族权的力量控制其他成员。然而，身份的变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从肉体到人格备受压迫的事实，更不能证明中国妇女在旧家庭中处于有权地位。这只能说明价值观念上的重男轻女与实际生活中的重男轻女往往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后者有时比前者稍逊一筹还是可以承认的。与中国相比，赛珍珠认为，美国男人虽然畏惧他的女人甚至受其支配，但在实际生活中，妇女地位与她们从小所受的“男女平等或优于男人”的教育形成了太大的反差。也许从这个角度，赛珍珠说，中国的两性间并没有不平等存在。她甚至认为，在现代的中国给予女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以前，女子处于男子的上峰，在现代革命发生以后，男人反而欢喜并坚持让她们仅仅同他平等。这对他们是前进一步，她们却反受失败。这简直是奇谈怪论了。
为了她所珍视的家庭和谐，赛珍珠居然连女子无知、裹足乃至纳妾制都给予肯定。她说，中国人“既然坚决制定女子的地位是在家中并且她必须守在家里，她们遂设法把她的心和身体都限于那里”，缠足使她很难从家门移动多远，不给以读写的机会便能桎梏住她的心，“假如他们把她的脚缠起，而任她的心解放，那将是何等的酷刑！”在这件事上，中国人是“聪明而仁厚”的。[41]未受过教育的梁太太总是能凭直觉和一种天然的智慧对丈夫及子女的言行举止做出准确的判断。“文华总是装模作样。他把孔夫子装得很了不起。孔夫子也只不过是个男人，很可能就是梁文华这样的男人，但是他妻子不会读书写字，所以她死后也便默默无闻。男人都是一个德性。”[42]“他们（子女）就像长在异域的花木，如果开出什么怪花，那也是因为异域的土不好。”[43]梁博士反复强调中国农村在二十世纪已经没有缠足的风俗了，赛珍珠讽刺其虚伪的同时也暗示了自己对缠足风习的不排斥。至于纳妾，赛珍珠找到两个理由：一是女子的任务是生育，归宿是成家，如果女子不能生育而又必须让她有归宿，唯一的办法便是多妻制；二是女子生命长于男子，性欲时期却短于男子，若要调和只有实行多妻制。中国传统家庭将这些问题圆满解决了。《同胞》中的梁文华身在美国，虽然没有纳妾，却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情人——颇具现代气息的中法混血女子宋罗兰，他遵从的是西式的情感方式，在外面悄悄找个小老婆。他把女人分成母亲型和罗兰型，认为男人生活中应该有这两种类型的女人，现代生活要求协调好这二者的关系，而“在旧中国这种事处理得很好。结发妻子是母亲型的。然后男人再纳妾，这妾就是另一类型的”[44]。允许丈夫纳妾被赛珍珠当作中国旧式女子的“妇德”加以肯定，确实反映出她对封建礼教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赛珍珠的文化跨界身份，使得她是中国之美的发现者和捍卫者，同时又对中国社会现实、民族性格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既不重复那些歪曲中国本来面目的套话，也不刻意制造美化中国的神话。然而，独特的个人身世也限制了她的视野。首先，中国“反帝”斗争的锋芒曾经深深刺伤了她，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给她留下了永远惊惧的童年记忆，北伐军的不肖士兵对外国侨民的骚扰又给她的青年之心烙下了一道伤疤。尽管她对中国人的反帝斗争抱有强烈的同情心，但她却认为中国的症结主要在于自身腐败而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并且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其次，在反封建的问题上，作为有美国民主政治文化背景的人，赛珍珠当然不赞同中国的封建专制，但是，她并不知道中国的问题除了官场的腐败、人民的不觉悟外，根源在于封建专制的制度体系。毕竟，她虽生长在中国，却没有在中国大家族制度下生活的体验，没有受过剥削和压迫的感受。最后，赛珍珠从小就浸染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虽不是狂热的信徒，却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其宗教观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人类爱、人类大同思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进步作家，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化，他们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这显然与赛珍珠的宗教旨归相对立。赛珍珠给中国指出的道路是改良农业、发展医学和教育事业。这一切决定了赛珍珠只能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看客，既不能经历鲁迅等进步作家那种心灵的焦灼和痛苦，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站在时代的前沿探讨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她并不是从思想启蒙或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农民和农村生活的，而是从独特的文化背景出发，描绘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中国，把向西方介绍中国当作自己的使命。她总是以一种文化为参照，去观察另一种文化，同时又以另一种文化为坐标，去衡量这一种文化，永不满足地追求着跨文化沟通。
【注释】
[1]1850年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公开展出了一个三代六口人的中国家庭，展名为“The Living Chinese Family”。
[2]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合写的闹剧《阿兴！》（Ah Sin！）中的主人公。
[3]1879年亨利·格立姆发表的讽刺剧《中国佬必须滚蛋！》（The Chinese Must Go！）的情节。
[4]由英国人罗姆创作，第一部发表于1913年，取名为《险恶的傅满洲博士》（（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
[5]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美国人罗伯特·罗普利创作的漫画《信不信由你！》（Believe It or Not！）。
[6]从1892年三个月大到1934年回美国定居，其间回美国读大学四年和硕士学位一年，其余绝大部分时光在中国度过。
[7]《获奖评语》，裕康译，载刘龙《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53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页。
[9]赛珍珠：《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天虹译，《世界文学》一卷五期，1935年。
[10]Nora Stirling.Pearl S.Buck：A Woman in Conflict.Piscataway，New Jersey：New Century Publishers，Inc.，1983，pp.51-52.
[11]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69-70页。
[12]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14页。
[13]同上书，第168页。
[14]赛珍珠：《母亲》，尚营林译，香港中华科技（国际）出版社，1991，第14页。
[15]林福堂：《中国人·序》，沈益洪、郝专东译，学林出版社，1994，第6页。
[16]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714页。
[17]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82页。
[18]同上书，第448页。
[19]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王贤知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第16页。(https://www.daowen.com)
[20]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56页。
[21]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409页。
[22]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7页。
[23]同上书，第18页。
[24]同上书，第33页。
[25]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86页。
[26]同上书，第184页。
[27]同上书，第61页。
[28]同上书，第239页。
[29]同上书，第415页。
[30]同上书，第517页。
[31]赛珍珠：《东方精神》，章伯雨译，《西风》第十期，1937年6月，第425页。
[32]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37-38页。
[33]同上书，第580页。
[34]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292-293页。
[35]《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51-53节，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第82页。
[36]《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9-30节，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94，第51页。
[37]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42页。
[38]赛珍珠：《龙子》，丁国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2页。
[39]赛珍珠：《同胞》，吴克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67页。
[40]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30.中译文参见赛珍珠：《男与女》，李木译，正气书局，1947，第10页。
[41]Pearl S.Buck.Of Men and Women.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41.p.24.
[42]赛珍珠：《同胞》，吴克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287-288页。
[43]同上书，第104页。
[44]同上书，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