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赛珍珠一生对父权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始终保持着敏感。她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她熟知两种父权中心文化在歧视女性上的共同之处：母亲凯丽因父亲赛兆祥执着于教义而备受压抑的悲剧人生、赛珍珠本人因父亲的厌女症而饱尝寂寞的童年、缺失爱情和激情只能让自己成为丈夫附属品的婚姻、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美国文学界遭遇的讽刺挖苦与否定、在中国生活的三十多年耳闻目睹的弃婴缠足纳妾以及妇女遵守“三从四德”的生活状况等。同时，美国伦梅女子学院的男女平权教育、中国“五四”运动的洗礼，又使她能够寻求途径对父权制进行一定的抗击与反叛。

如前所述，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赛珍珠已经通过多种形式为男女平等和争取妇女权利大声疾呼，发表了论性别问题最长的宣言书——《男与女》，指出美国民主的继续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妇女是否获得完整的自主权。虽然赛珍珠一贯抵制别人给她的“女权主义者”的头衔，但她还是致力于为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活动，并且敏锐地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妇女解放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妇女问题专家。赛珍珠孜孜不倦地为女性这一群体著述、演讲，其思想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赛珍珠的创作也有符合女性文学传统的一面。给赛珍珠带来声誉的都是她的中国题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对中国女性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公正进行了客观的揭示，对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前途进行了探析和展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谈到赛珍珠的获奖作品《大地》时称，在她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一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是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25]。在她的小说中，既描写了阿兰（《大地》）、“母亲”（《母亲》）、林嫂（《龙子》）这类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下层劳动妇女，又塑造了桂兰（《东风·西风》）、路易丝·梁（《同胞》）、吴太太（《群芳亭》）这类追求个人自由的上层社会的富小姐和阔太太，还刻画了向往光明、进步乃至革命的年轻女子半笑、玉儿、梅丽（《龙子》）、玛丽·梁（《同胞》）、露兰（《群芳亭》），当然，赛珍珠的笔下也不乏那些受封建思想束缚、愚昧落后的中国妇女形象，如萌萌（《群芳亭》）、梁太太（《同胞》）、母亲（《东风·西风》）等。赛珍珠通过她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妇女的群像，描摹了她们独特的生存境况和精神风貌，也寄予了赛珍珠本人的女性心态和美好理想。西方现代女性作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塑造坚强的女性形象，肯定女性力量，女性成为大自然忍耐、多产的象征，她们或处于无意识状态，或者有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女性角度。赛珍珠在无意识中顺应了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主流：《大地》《母亲》反复将“土地”“家畜”意象同阿兰、“母亲”联系在一起，表现她们旺盛的生育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借助沉默、忍耐、能干的母亲形象，充分肯定了女性力量；《群芳亭》把女性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的理想寄托在吴太太身上；《东风·西风》《母亲》《群芳亭》强调了女性经验、女性角度；赛珍珠作品中对土地育人、两性与战争、两性与自然的思考更是暗合了女性主义的理念。(https://www.daowen.com)

但是，赛珍珠的作品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中的范本确实存在很大的距离。首先，女权主义文学是在反抗父权制的压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对于父权中心文化中已经形成的风格和技巧常持否定态度，因此其写作具有先锋特色。赛珍珠的创作以情节为主，少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多中国题材，风格雷同，不像伍尔夫、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薇拉·凯瑟等的作品，能给女性主义批评家带来惊喜。其次，作为小说的“隐含作者”，赛珍珠总是从中国人角度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观，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虽然坚强、聪慧、能干，但是却基本上接受父权制社会，较少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多是委曲求全地在家庭这个几乎是唯一的生存空间里，平静努力地扮演妻子、母亲的角色，很少因家庭桎梏而出走或自杀。当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性作家开始站在与父权制坚决对抗的立场上时，赛珍珠仍在描写遵守“三从四德”的女子。女性主义批评家无法与“隐含作者”达成一种女性默契。最后，像托妮·莫里森、金斯顿、卡玛拉·达这些作家，虽然也以非白人主流生活为素材，但她们却以英美主流文化为立场，描写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多于文化融合，而在赛珍珠的小说中东西方文化更多表现为融合。

这些固然造成了赛珍珠不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认可的重要原因，然而，当我们沿用了一种习以为常的批评标准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检视一下这种批评标准本身是不是存在问题。以下以《群芳亭》为例，来分析造成赛珍珠作品被女性主义批评家所拒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