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恋爱”小说的情节模式不外乎两种：一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一是革命与恋爱的兼容，或者说革命决定了/产生了恋爱。但是，无论是走向革命唯一、爱情无益的韦护（《韦护》）、倪焕之（《倪焕之》），还是让革命统合爱情的李尚志和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沈之菲和黄曼曼（《流亡》），都秉承着同一个信念：革命第一而爱情第二，革命高于爱情。这再次印证了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核心语汇的“革命”，是个有着“卡里斯马”^[21]般魔力的符码。所以，借用恋爱的修辞书写关于革命的表述，成为“革命+恋爱”小说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在“主题”的意义上，小说讲述的是革命；在“修辞”的意义上，即革命的具体修辞形态——怎样想象革命，小说采用的是恋爱的方式。赛珍珠的《共产党员》也具有同样的特质。小说借助“性”这个道具，采用恋爱的修辞，完成了对女性革命成长的寓言化书写。

严格说来，秀梅跟苏联共产党员贝沃秋之间谈不上爱情，充其量是性关系。性作为秀梅和革命之间的中介和精神纽带，让她脱胎换骨。可是，她在获得了相应政治身份的同时，自身的性别意识却越来越模糊。在贝沃秋眼中，秀梅“这个被解放了的小东西”^[22]只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无关乎男女私情。与其说贝沃秋是一个恋人、一个男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符号、一个权威的政治之父，化身为“革命”，成为秀梅自我改造、被革命悦纳的引领和见证。男性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权威偶合，在女性成长叙事中形成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政治与性的融合构成的浪漫乌托邦，寄予着政治父权对女性的重新塑造和身份界定。秀梅在懵懵懂懂地渴望革命的当儿遇见贝沃秋，他把她揽在怀里。“她没讲一句话；她也讲不出什么话。当他瞅着她的时候，她实在是不能讲话哪。丝毫没有畏惧——他对她所干下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23]如果说秀梅还残存一丝丝女性意识的话，文本中仅有一处表现：在贝沃秋告诉她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她沉默着，一阵酸痛使她想起他明天会不会去解放别个女孩子，而整夜和那个女的睡在一起”^[24]。可是，这一点可怜的意识不过是稍纵即逝，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秀梅的命运轨迹。她心甘情愿地向往着被改造，“当他的手抓住了她，她已完全消失了处女的尊严。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革命啊”^[25]。贝沃秋就这样以革命的名义，通过男性的力量实现了对秀梅的救赎，消解了其女性的精神性别，为其成长建构起新的价值标准。秀梅最终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被赋予了女性之外的身份标识，恰恰是通过失去身体获得的。这一烙印具有仪式特征，是摆脱原有身份、重新确认自我归宿的标记。在个人历史的维度上，这种叙事恰恰隐含了自我毁灭的内在冲动。(https://www.daowen.com)

“革命+恋爱”小说在情节上虽是革命终将战胜恋爱，但“恋爱”却往往以不可摧折的力量抗拒着被放逐的宿命，在文本中展现出勃勃生机。作家会用大量笔墨将恋爱写得活色生香，然后又让恋爱无来由地停止。最典型的便是韦护和丽嘉（《韦护》），他们在一周时间内经历了仿佛一个世纪那般漫长，又好像拥有整个世界的情爱的狂欢，但是完满的情爱却因为韦护的突然离去而消失殆尽。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党员》这部小说中，秀梅与贝沃秋那诗意盎然的性关系也是以一种戛然而止的方式结束的，文本却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在经历了一夜情之后的早晨，“他已经走了。她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她在革命的队伍已经到处找过，她逢人打听他的下落。……但是他最终没有被找着”^[26]。看上去，这是一个传统爱情故事始乱终弃的翻版，实际上，却寓含了革命叙事的必然性。我们无从也无须推测贝沃秋为什么离开秀梅。革命需要的是信仰和自我约束力，是去力比多化的。在经历性的狂欢之后，革命者势必要抛弃恋人/性伴侣，回归革命的正途，在完成自律的同时也重塑了自己的道德化主体形象。革命为“乱弃”提供了强力的道义支持，以至于当秀梅赴死的时候，她“没有什么悲痛，也没有什么留恋。她自由自在地去死，贝沃秋已经把她解放出来了”。她庆幸，“在这几百个人中，只有她有过这么一晚，胜似她在家乡这许多年”^[27]。

女性的生命体验被纳入革命这一宏大叙事中，秀梅的爱情与她的革命产生了互文性。原本属于女性的浪漫情愫被革命激情所覆盖，性的狂欢被释放，爱情的求索却被消解；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照亮了她原本暗淡的人生，却让她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革命对女性爱情的压抑和改写，使得女性被外在化、工具化，丧失了自足的价值，是典型的反浪漫主义。这种反浪漫主义所建构的寓言式的爱、寓言式的成长表现为主人公对政治主体的认同和对个人主体性的放弃，又与“五四”的女性启蒙、个性解放走着相反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