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共产党员》中的革命叙事是一个欣悦的文本，表现为它没有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冲突，没有阶级斗争和激烈复仇，这与“革命+恋爱”小说形成鲜明的对照。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把目光转向创作主体。无论是之于中国革命还是中国文坛，赛珍珠都只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她可以“旁观者清”地将她看到的写入小说，但更多时候，她无法体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时代大潮中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巨变，无法对他们的欢欣雀跃或者切肤之痛感同身受。这直接造成了《共产党员》这部小说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当时中国文坛上的革命文学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革命+恋爱”小说的情节模式较为复杂，这得益于作家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自责，他们看到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希望尽快克服它并成为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正如成仿吾所言：“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扬弃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28]。但是，这种“凤凰涅槃”式的再生谈何容易。“一方面，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欲望是如此强烈，因为他们自觉肩负‘天降之大任’；另一方面这种需要的满足和欲望的实现过程又是如此艰难而漫长，因为他们同时又背负沉重的原罪包袱，这就构成一时难以化解的无意识的转型再生焦虑。”[29]于是，借写作置换这种转型再生焦虑，成为作家创作行为的内在动力。作家和他们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一起走出家庭，这些主人公虽然殊途同归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但大都经历了爱情与革命剧烈冲突的精神煎熬，经历了与旧家庭决裂的心理阵痛。要爱情还是要革命的韦护式焦虑，对父亲既恨且爱、既反抗又服膺的沈之菲式“弑父”矛盾情结，是“革命+恋爱”小说常见的情节模式。相较之下，赛珍珠没有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的心路历程，她对中国革命的书写采取的是出乎其外的视角。她把《共产党员》的男主人公设置成一个苏联共产党员，由于“革命”的机缘巧合，偶然闯入了秀梅的生活，所以，秀梅并没有经历过爱情的选择，也没有在爱情与革命之间权衡的焦躁，便不可思议地投入其怀抱。此外，秀梅的“弑父”情绪也表现为一种简单的决绝，很突兀地放弃了原生的家庭和父母，没有留恋，没有犹豫，甚至连一丝温情都不见。
其次，在大众群体形象的塑造方面，《共产党员》与革命文学作品尚无法比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最先得革命之风气的群体，虽然他们没有参加革命的实践经验，但他们已然认知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完成自身的历史转型。大众化被看作是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历史主体的必由之路。李杰（《咆哮了的土地》）冲出地主家庭，在斗争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那所谓‘革命军’的，未必真能革命，自己反不如走到群众中去，努力做一点实际的工作。”[30]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只有卸掉美的虚饰才有资格向工农大众认同。所以，当丁玲以《水》中的觉醒与反抗的大众群体形象取代韦护式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时，冯雪峰、茅盾都将之看作是意义重大的转折性事件。冯雪峰认为，这部小说因为“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从“蔑视大众的、个人的英雄的捏造”走到“大众的伟大力量的把握”，从而标志着一种“新的小说的诞生”。[31]茅盾则认定这表明左翼文坛主体已对“革命+恋爱”的公式做了清算。可以说，《水》之前的“革命+恋爱”小说虽然没有以觉醒和反抗的大众群体形象的塑造为主旨，但这一形象却清晰地在文本中呈现，并且成为知识分子转型再生的一面镜子。这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共产党员》中的群众形象。那是一群依然麻木不仁，依然没有阶级觉悟的人。他们“都站在自己的门首瞧着过去的行列，互相招呼着。‘他们杀共产党啦！瞧瞧，那个犯人！啊，她们全要给杀了的！’”当秀梅歌唱着赴死时，这些人们小声说着：“瞧这个小妮子，一个忠实共产党徒的小妮子。啊，可是她一定是个坏分子！她临死还要哼哼小调呢！”[32]这群“看客”，方不知革命为何物，当然这也从侧面表明群众对共产党的隔膜。如果结合史实看，这样的描写并非全然不真实。彼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国情，组织上弱小，党员人数少，不能将自己的活动和思想传播到城乡各地，未被广大民众和社会各阶层所认识、所了解，还是一支孤立的政治力量。客观地讲，这时的赛珍珠对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她只是从自己一贯的平民主义的立场出发，触及了真正的革命必须以发动群众为依托的历史真实。
再次，《共产党员》的革命叙事中对革命动机、革命对象、革命方式的描写是肤浅而不自觉的，这与赛珍珠缺乏对当时“革命”的准确了解（更谈不上理解）有关。“革命+恋爱”小说的创作与此背景相关：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武装起义路线，自此，由中共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的许多地方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瞿秋白、钱杏邨、李初梨等将斗争思想纳入革命文学理论，指导当时的文学实践。李初梨对革命文学做的指示这样说道：“（革命文学）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一种斗争的文学。”[33]革命文学作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用阶级斗争学说替代传统的血亲伦理，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完成对仇人所在的有产阶级进行复仇的历史使命，是其创作“革命+恋爱”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赛珍珠的小说里，秀梅的革命动机是简单的，在成为共产党员后她的成长及思想变化也不得而知。虽然，小说借苏联共产党员之口，也写到了革命对象：“那些癡肥的食过其量的人应该死去，因为他们太可恶了。……资本家！”[34]贝沃秋还以实际行动刺死了一个肥胖的、穿灰色长袍的商人。但是，这里还没有把复仇对象上升到整个资产阶级的高度，甚至连“阶级”的意识都不曾出现。更因为建基于对北伐战争中非基督教运动真相的误解，小说中“斗争”场面的描写变成了纯粹的艺术夸张：“地上到处躺着死尸——男人，妇女和孩子；那些死尸呈现着各种不同的姿态。最先，他们只屠杀那些反抗他们的人；到后来，他们见一个杀一个，弄得玉石不分。末了，他们全都疯狂了……”[35]
《共产党员》是赛珍珠早期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但目前学术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极少，研究更是付之阙如。以同时期革命文学的“革命+恋爱”叙事模式为参照研读赛珍珠的《共产党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视角。二者互为镜像，不仅“革命+恋爱”小说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和美学特质昭然若揭，而且《共产党员》的独特价值也得以彰显。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国际共产主义，如何看待现代中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如何考量中国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赛珍珠通过这部作品做出了回答。她的思考有局限性和一定的误读，但也不乏深刻性与前瞻性。
【注释】
[1]转引自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2005，第361页。
[2]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61页。
[3]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72页。
[4]同上书，第277-278页。
[5]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尚营林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第278-279页。
[6]理查德·J.沃尔什：“编者按”，《亚洲》1934年1月，第64页。转引自彼德·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194页。
[7]彼德·康：《赛珍珠传》，刘海平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第212页。
[8]赛珍珠：《爱国者》，朱雯、唐齐、冯煃译，美商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1939，第94页。
[9]同上书，第300-301页。
[10]同上书，第56-57页。
[11]如李文俊《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第121页）：“赛珍珠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恣意毁谤，另一方面却又把蒋介石大捧特捧。这本书里出现了一个叫做刘恩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官，在作者的笔下，这是一个极其凶残暴戾的人物。”
[12]赛珍珠：《共产党员》，载《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启明书局，1940，第98页。
[13]赛珍珠：《共产党员》，载《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启明书局，1940，第99页。
[14]同上书，第100页。
[15]同上书，第101页。(https://www.daowen.com)
[16]同上书，第98页。
[17]同上书，第103页。
[18]蒋光慈：《野祭》，载《蒋光慈作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第72页。
[19]钱杏邨：《人生》，载《欢乐的舞蹈》，现代书局，1928，第58页。
[20]洪灵菲：《流亡》，载《洪灵菲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39页。
[21]卡里斯马（charisma），意为“神圣的天赋”，指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
[22]赛珍珠：《共产党员》，《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启明书局，1940，第101页。
[23]同上书，第99页。
[24]同上书，第101页。
[25]同上书，第101-102页。
[26]赛珍珠：《共产党员》，《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启明书局，1940，第102页。
[27]同上书，第104页。
[28]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一卷九期，1928年2月1日。
[29]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民出版社，1995，第128页。
[30]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载《蒋光慈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189页。
[31]冯雪峰：《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二卷一期，1932年1月。
[32]赛珍珠：《共产党员》，载《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启明书局，1940，第104页。
[33]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67页。
[34]赛珍珠：《共产党员》，载《元配夫人》，李敬祥译，启明书局，1940，第100页。
[35]同上书，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