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经典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地》经典化过程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地》未被纳入某种文学传统中去，这也影响了读者对其文学价值的认知。
无论是从作品本身寻找使其成为经典的特征，还是从外部种种因素归纳作品被经典化的途径，都不能将一部作品孤立起来进行审视。许多作品价值的发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其经典地位的获得也是要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艾略特认为：“诗人，任何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22]哈罗德·布鲁姆在谈到经典的特征时更是这样认为：“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23]如果有幸被纳入某一种文学传统之中，文学作品的经典特征就会通过在这一既有的传统中有所超越和创造而得到彰显。同时，如果有一批批评家不断地描述这一传统并且去推崇它，文学经典的地位便进一步得到巩固。比如，利维斯权威性地为英国小说描绘了自简·奥斯汀以降的一脉相传的文学传统，无疑巩固了这一脉传统中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反观赛珍珠的《大地》，跨文化的创作使得其归属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困难。迄今为止，它并不隶属于任何一种文学传统：它的作者浸淫于中国文化之中并受益于中国小说，它的题材是中国，不能理所应当地进入美国文学正史；它以英语写就，亦被搁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
对于《大地》能否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中国学界对此缺乏认同，仅有少数学者持肯定态度。[24]尽管如此，我们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赛珍珠，从小受过熟练的汉语语言训练，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北伐战争、日本入侵，感受过“五四”运动的时代氛围，将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父国”。[25]她说：“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26]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滋养了她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她的文学府库。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她发表了题为《中国小说》的长达一万五千言的重要演说，宣传和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严厉批评了“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一些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变成了“杂牌产品”。《大地》就带有明显的“中国血统”：赛珍珠对文化激变中新旧势力冲突的思考、对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结构的剖析、对中国妇女地位的描写，与中国现代作家达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她从不讳言自己是借助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技法取得创作成就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若干传统中，与《大地》最为相近的当属“乡土文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大批中国作家对于“土地”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其作品以描写风土人情为审美特征，展现乡村下层民众的生活形式与生存状态，并寄托作家的乡情乡思，构成了稳固的“乡土文学”写作传统。《大地》细致地描摹了皖北农村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把握住了几千年农业文明和封建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人的传统生存状态，深入刻画了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既和谐又斗争的关系，对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结构进行了现实主义的描绘，准确剖析了积存在农民深层意识中的根性，如生死不渝的土地情结、功利性的神灵崇拜意识、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等。可以说，《大地》取得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
《大地》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存在诸多可比之处。首先，中国乡土作家带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农村经济破产和阶级矛盾激化，出现了一系列描写“丰收成灾”的作品，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高定祥》、荒煤的《秋》等。同样，《大地》有类似于中国乡土小说的人物与情节。王龙发财之前与老通宝（“农村三部曲”）、云普叔（《丰收》）这些旧式农民一样，勤劳简朴而又迷信保守，具有深沉的恋土情愫和坚韧的求生意志。老通宝们安分守己地终年劳作，老死乡土，但是儿子一辈却摆脱了父辈的陈旧观念和精神负累，阿多（“农村三部曲”）领导了“抢米囤”“吃大户”的农民自发斗争，后来又开始了武装斗争；立秋（《丰收》）也坚决摒弃了云普叔用拼命劳动换取家业好转的幻想。叶圣陶提出了“农民为谁种田”（《多收了三五斗》）这个尖锐的问题，喊出了动荡中的乡村的愤怒。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回应了这一呐喊。《大地》描写王龙的发家史间接地反映了地主兼并土地、出租土地的情况和农村的贫富对峙，也写到了饥民哄抢王龙一家以及王龙逃荒到南方时参与的饥民“抢大户”事件。然而，《大地》虽触及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带给农民精神和性格的变化这一问题，但并非像现代中国乡土小说那样以此为主题，王龙不仅没有经历像云普叔那样的觉悟过程，反而后来变成了地主，脱离开了他的阶级，新一代农民反抗者的形象更是小说欠缺的。
其次，《大地》对土地做了道德和伦理学的延伸。“城”与“乡”作为两种精神的载体出现，在二者的冲突中，流露出明显的贬“城”颂“乡”的价值取向，这与同时期“京派”小说作家的价值取向一致。当然，“京派”作家往往身处城市，回望故乡，如蓬飘萍寄，站在“乡下人”的立场批判城市文明，其笔下的乡土是实体性的。沈从文看云摘星，构筑“心与梦的历史”，芦焚带着一点泥土气息，为“空空的心”寻找失去的乐园，他们的怀乡恋土更是一种精神的需要，其目的是保证其情感与生活的完整。赛珍珠也是一个精神流浪者，美国的都市、中国的乡村都不是她真正的故乡，其情感只能寄予辽阔的大地。“大地”便是勤劳向善、崇尚和平、尊重生命的象征，是人的生活原则所系。因此，从人与土地的关系自然衍生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赛珍珠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信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以土地的深厚与宁静挖掘生命与精神的本源。《大地》中早年的王龙、阿兰、梨花们磨折不摧的生命力连同仁厚的本性皆由与自然保持和谐而来，他们都被赋予了很多恒常美好的人性。同样，三十年代许多中国乡土作家都重构了关于“合理人生”的“自然存在”的理想画面，从贴近自然的人们的生存形态中挖掘理想的生命形式，如艾芜《芭蕉谷》中的姜姓老板娘、芦焚《牧歌》中的印迦姑娘、茅盾《水藻行》中的财喜，沈从文构建的回荡着牧笛般清越音响的“湘西世界”更是如此。
赛珍珠的敏锐之处在于，她将构成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看作中国的真正代表，描绘其生存方式和观念系统，以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演进的方向。她最熟悉的恰恰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我住得越久，就越来越对那些居住在城墙外村子里的农民及其家庭充满了敬意，而非对那些富人。他们是生活的唯一主宰者，因为他们最贴近大地，生与死、笑与哭都是最真实的。拜访农家成了我观察现实的途径，在他们那儿我发现了人类应有的模样。”[27]但是，赛珍珠的跨文化创作决定了她更重视的是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传统中国。她不能深入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动荡的社会状况，不以深入解析当时农民的出路以及阶级斗争问题为己任。她甚至会以无比宽容的笔调描绘农民身上的弱点，把愚昧、顺从和封闭也作为一种美德，把原始的农业文明视为人性完美的标志。这种博爱的同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为当时中国严酷的现实抹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但是，即便是在同属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家族的作品中，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三四十年代京派乡土小说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美质的歌颂，鲁迅的乡土小说则独树一帜地表现出多维复杂性，这其中都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时的两难抉择。可见，不同的乡土文学作品也存在着思想意蕴和审美旨趣的相异。《大地》既然呈现出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家族相似”的特征，就完全可以归入此传统中去观照。这于我们，得以用别人的眼睛看待自己，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大地》，则更利于突出其独特的文学价值。
经典的形成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大地》问世刚过了八十余年，其经典化的道路是漫长的。《大地》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部长久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用英语写中国的小说，围绕这本书，折射出了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人写中国能否真实？身为传教士的赛珍珠是否动机不纯？有没有丑化中国人？一部中国题材的畅销书凭借什么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视线？怎样评价那种“落伍”的白描写作技法？赛作有没有足够的理由进入中国的文学史？有没有可能被纳入某种文学传统中？……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地》能否成为中国文化场域中的经典，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更与未来中国的政治环境、社会心理、新闻出版、教育体制、批评观念、大众阅读等各种因素息息相关。
【注释】
[1]姚君伟：《赛珍珠的〈大地〉何以成为文学经典？——论〈大地〉的经典性特征》，《英美文学研究译丛》（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2008年第1期；邓伟英：《赛珍珠小说〈大地〉成为经典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二文认为《大地》已经是经典，没有涉及经典化问题。
[2]转引自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第276页。
[3]赛珍珠：《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天虹译，《世界文学》一卷五期，1935年。
[4]赛珍珠：《中国小说——1938年12月12日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演说》，王逢振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5页。
[5]同上书，第70页。
[6]赛珍珠：《东方、西方与小说》，小延译，《现代》二卷五期，1933年。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载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81页。
[8]赛珍珠：《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天虹译，《世界文学》一卷五期，1935年。
[9]同上。(https://www.daowen.com)
[10]《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伯蒂尔·林布莱德在赛珍珠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之前做的评论》，裕康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3页。
[11]赛珍珠：《忠告尚未诞生的小说家》，天虹译，《世界文学》一卷五期，1935年。
[12]海伦·斯诺：《美国奇人赛珍珠》，许维夏译，《文教资料》1992年第3期。
[13]转引自李玉平：《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第44页。
[14]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1996，第185页。
[15]徐育新：《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
[16]李文俊：《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
[17]几个版本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1998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8]参见：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伍蠡甫《福地述评》；由稚吾所作《大地》的“译者小引”；朱雯（署名“司马圣”）《我对〈爱国者〉的感想》；茅盾《一九三五年纪事》；胡风《〈大地〉里的中国》。
[19]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仅有杨刚的《访问赛珍珠夫妇谈中国近代文学》（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提及。
[20]王忠祥、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第四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第409页。
[21]王长荣：《现代美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第227页。
[22]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译，载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6页。
[2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433页。
[24]参见刘龙《士的人格思想和儒家文化心态——试析赛珍珠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观》，载《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汪应果《关于赛珍珠已经的几个有待深入的问题》，载《江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朱顺、韩传喜《历史限禁与文学祛蔽——对赛珍珠及其〈大地〉研究的当下反思》，《宿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周锡山《论赛珍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载《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以上论文都论及赛珍珠可以入主中国现代文学史。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七章第五节“赛珍珠及其基督教文学”，这是国内首次将赛珍珠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
[25]赛珍珠：《新爱国主义》，林疑今译，《论语》第二十七期，1933年10月，第151页。
[26]赛珍珠：《受奖演说》，裕康译，载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63页。
[27]赛珍珠给好友爱玛的信，见Nora Stirling.Pearl S.Buck：A Woman in Conflict.Piscataway，New Jersey：New Century Publishers，Inc.，1983，pp.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