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经典性特征
《大地》在美国文化场域中经典化的困难，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但是，至少，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大地》一直贴着“畅销书”的标签，通俗小说似乎是难以成为文学经典的。不可否认，赛珍珠当年创作《大地》时，首要的动机是把它当作了赚钱养家的工具。她最熟悉的只有中国，而中国题材的书在彼时的美国是饱受偏见的。接受这本书的庄台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正面临经济困难，等着出一本畅销书救急，《大地》更像是赛珍珠和庄台公司共同押下的一个赌注。事实证明，它赌赢了。《大地》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是1937年和1932年的最佳畅销书，1933年被改编为剧本在纽约上演，1937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引起轰动，影片女主角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1943年，有些学者借助《大地》在民众中的知名度，引用该书来支持废除1882年拟定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时至2004年9月，在美国大众读书界最有名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奥普拉·温弗莉，将《大地》选为其读书俱乐部秋季推荐图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迅速再版，加印八十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多年来，《大地》都被认为是一部适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那么，通俗文学是否注定了与经典不沾边呢？
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确存在文学意蕴与艺术品位的区分，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价值系统。但是，它们之间又并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高雅”与“通俗”的对立是人为的，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雅俗的位移，有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也会成为高雅文学中的精品，进而成为经典。历史上那些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早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伟大的莎士比亚剧作起初都是通俗的、大众的。所以，畅销书并不意味着没有成为经典的可能。“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2]“经典”虽不是对最好的作品的选择，但不好的作品也不能跻身“经典”之列。经典作品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是一个不易谈清楚的问题，但我们却可能从公认的经典作品中抽取一些共有的特征进行观照，这些特征包括：丰富复杂的思想意蕴、艺术风格的独创性、可供阐释的广阔空间及作品的世界性因素等。
文学作品本身描写的世界是否广阔，所蕴含的意味是否深远而丰富，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可供言说的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品艺术独创性的体现。如果一部作品是“说不尽”的，那么纵然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更的干预，作品也能经得起考验。《大地》以皖北农村为背景，描写了终年在大地上劳作、在天灾人祸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生命形态。它的内涵相当丰富，举凡风土人情、农民精神世界、传统与变革、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异质文化碰撞等等，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大地》的阐释视角广阔，主要有：探究作品中的乡土民俗；分析其中的农民形象以及恋土情结；从女性主义（包括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析女性形象；从神话-原型理论入手探讨人与土地之关系；借助形象学研究方法分析《大地》中的中国形象；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讨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比较研究《大地》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同异；探究作品的叙事特点，进而说明其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事实；从跨学科角度对其改编成的电影进行研究。另外，近年来也有学者引进文学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大地》进行解释，还有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大地》中的“三农”问题，都有一定的说服力。(https://www.daowen.com)
《大地》是一部带有浓郁中国风的作品，故事的内容、人物的刻画、文笔的格调、结构的剪裁都充满了中国化特征，这与赛珍珠的创作受惠于中国小说关系甚大。虽然使用英语写作，赛珍珠却说自己“在描写中国人的时候，纯用中文来织成，那在我的脑海中形成的故事，我不得不再把它们逐句译成英文”[3]。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公开宣称自己从中国小说中学会了写作：“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4]她所认识到的中国小说是自由的，是在普通人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5]。赛珍珠还指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注重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塑造人物典型的特征，像《水浒传》《红楼梦》等作品值得世界各国作家学习借鉴。同时，赛珍珠严厉批评了一些中国新文学作家摒弃传统中国小说创作方法和文化财富的做法：“他们已丢掉了旧的，却又被新的束缚着，读现在的新小说就觉得缺少一种旧小说所常用而一般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固有的幽默的感想，倒是被从西洋某种学派或则特别是从俄罗斯作家学来的不健全的自我解剖压迫着；中国旧小说中所固有的那种对于人性或是生命本身所发生的趣味，反而感觉不到！”[6]很久以来，《大地》的中国风格就是其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同一时期，西方文坛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主流，中国新文学作家则以借鉴西方模式为己任。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地》质朴生动的写实风格反而显得独树一帜。
童庆炳先生在谈到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作为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时，强调了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7]此言极是。赛珍珠曾经说过，自己的“宗旨不过在写小说，那可说是天地间最单纯、最无害的一种宗旨”[8]。她认为，一位小说家必须这样做：“他不愿用他所具有的一点微力来为任何宗教、任何主义、任何国家、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谋荣耀。他要让他的作品自然地流露出来；他的唯一的主义乃是人道，不管那些人是什么颜色，信仰什么宗教，是善的还是恶的。他要把他所知道的人类如实地描写出来。”[9]《大地》紧紧抓住“恋土”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并以恋土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心理结构，给了西方人“某种中国心”[10]。赛珍珠分析美国人爱读《大地》的原因时说：“并非因为它是‘中国的’，而是因为其中有许多的‘人’，事实上，有许多读者绝不喜欢其中的中国的成分。他们真正喜欢的，乃是其中的与他们自己有些相似而还可以了解的人类；他们所以喜欢那故事，乃是因为它与无论什么地方的故事有些相像。他们不爱那些中国的成分。”[11]《大地》发表时，恰逢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期间，于是，王龙、阿兰等坚韧有力的中国农民形象引起了美国普通人的强烈共鸣，这个带有普适性的命运故事说明，天灾人祸都磨折不掉人类的坚强意志。
经由《大地》，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形象才走进了西方，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第一次被一位西方作家有血有肉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而改变了自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漫长的时间里，西方世界普遍将中国妖魔化、神秘化或溢美化的倾向。这也是《大地》艺术独创性的一个体现。海伦·斯诺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赛珍珠在《大地》上开辟了新的田地，在从未有人涉足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犁沟。”[12]不仅如此，今天我们捧读《大地》，依然可以产生心灵的撞击。《大地》写了“正常的”而不是扭曲的中国人，探讨了中西异质文化尤其是中美两个民族之间的共性，进而寻求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外国人提供了真实的中国形象，而且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参照。其中涉及的对人性的思考、关于文化对话的命题更是具有全球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