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经典化的可能性
大概没有哪一部作品不经过建构就自然地成为经典，将文本的“经典性”特征等同于经典标准的做法只是一种臆想。很多时候，“经典化”的过程比作品本身的“经典性”因素更能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依据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文学经典的再生产和声誉的获得正是依靠文化熟知化（cultural familiarization）过程，而文化熟知化又得力于社会确认和更广泛的机构化”[13]。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文学理论与批评观念的变更、出版界的推波助澜、学院教育机构的持续关注、大众的广泛阅读，这些文学之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制衡与运作构成了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文化场域，并且与文化熟知化息息相关。经典的生成是整个文化场域的产物。
《大地》作为翻译文本，首先面临的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本身的操控。耐人寻味的是，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出版，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不少于七个译本相继出现。但在之后的很长时期，《大地》再无新译本出现。1949年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操控文学艺术的权威话语，文学翻译也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上来。国家对民营出版机构进行整顿，限定翻译文学作品只能由调整后的几家出版社出版。翻译成了一种国家行为，并且被严格体制化，改变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14]的状况。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提出的要求是：优秀和进步。就是指那些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品。其时，又正逢中美对峙的冷战时期。赛珍珠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15]和“反动文人”[16]，被批得体无完肤。所以，从1949年到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漫长的时期，《大地》是绝无可能被翻译界碰触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赛珍珠”这个久违了的名字才重新被提及，并且被怀念。直至1988年，《大地》中译本才隆重推出。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大地》中译本仅有一个，即王逢振、马传禧译本，分别由三个出版社四次出版[17]。译本的非唯一性是翻译文学经典区别于原创文学经典的一个品格，翻译文学往往是在与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其他译本的对比中确立其经典地位的。此外，译本的多样也会直接促进大众对某一外国作品的阅读选择，因为读者的多次阅读也是文化熟知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的因素。在中国，赛珍珠被广泛地敬慕着，但却没有得到广泛的阅读。译本问题是这种状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学界对于《大地》的评价。《大地》塑造的中国形象真实性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折射出了意识形态的变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内评论界对赛珍珠和《大地》毁誉交加。肯定者称赛珍珠为“民族的友人”，《大地》不仅写出了中国人的外形，也抓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赞扬全书浓厚的中国风不像出自西洋人手笔。否定者则认为，赛珍珠抱有“白色优越感”，塑造王龙这么愚昧落后的农民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何况小说写的只是中国的皮毛，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鲁迅、伍蠡甫、由稚吾、朱雯、茅盾、胡风等都对赛珍珠进行了指责与否定。[18]究其原因，否定是基于《大地》中表现出的“局外者”姿态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格格不入，也基于一向自责民族“劣根性”的一些中国人愤恨外国作家画出了中国的丑陋，还基于赛珍珠的传教士身份和宗教文化观念。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对《大地》的观照必将纳入左翼无产阶级文学的阐释模式中，意识形态的介入势必会决定《大地》的命运。这使得国内多年来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价保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及其《大地》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四十年代，国内对赛珍珠的兴趣锐减，较有分量的对《大地》的评说也比较罕见。[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对峙长达二十多年，赛珍珠一度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而遭到彻底封杀。学界面对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时的集体无意识规避导致了赛珍珠研究变成了一个学术禁忌。直至1985年之后，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学术环境的宽容才让赛珍珠和《大地》有了复出的机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赛珍珠一生为之努力的目标——中西文化的相互认知与融合——也突显出了重要性。于是，国内对赛珍珠“人桥”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大地》丰富的意义空间被不断开掘。同时，随着文学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学界开始采用多视域研究和阐释《大地》（本文第一部分中已列举）。(https://www.daowen.com)
文学史编写是建构与重写经典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史既具有选择功能又具有评价功能，由于其在教学中的特殊地位，它对经典的遴选和解读会一再被复制。其结果是，文学史在确立着经典的同时，也制作了一套特定的诠释话语。《大地》被文学史广泛关注始于世纪之交，这从侧面反映了文学史写作也是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动的事实。由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2000）仅用六行的篇幅措辞谨慎地提到了赛珍珠，指出她的作品“大都以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她的《大地》三部曲“被西方评论家称为描写中国农村生活的‘史诗’”；[20]由汪介之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2003）用两句话介绍了赛珍珠，其中引用了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伯蒂尔·林布莱德在赛珍珠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之前做的评论中的一句话来评价她的作品，说其作品让人们看到了种种家庭的兴衰，看到了作为家庭基础的大地。不过，如果与1992年出版的王长荣著的《现代美国小说史》相比较，还是能看出前述两本文学史寥寥数语的意义所在的。王本第五章第五节《擅长于反映异国情调的作家——赛珍珠》开篇就道出了“本节所反映的观点纯属个人见解，难免有偏颇之处”[21]的声明。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文学史都给了赛珍珠专章专节的篇幅，如：杨仁敬著《20世纪美国文学史》（1999，第三章第八节）；李岫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2001，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刘海平等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2002，第二卷第二章第六节）；虞建华等著的《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2004，下编第十九章）；郑克鲁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2007，第一编第五十二章）；杨仁敬、杨凌雁著《美国文学简史》（2008，第五编第二章第六节）。这些章节将《大地》或归入浪漫主义小说，或归入现实主义小说甚至现代主义小说，并且，大多强调了《大地》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描写，肯定了其对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巨大贡献。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2007，第七章第五节）更是将赛珍珠与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的作品一道归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学之列，对《大地》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析。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对《大地》的关注不仅表现在篇幅上，更重要的是，不少编著者指出：赛珍珠不是阶级论者，而是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大地》不仅仅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小说，而是讲述了全人类的故事；《大地》将《圣经》式的语言与中国传统白描手法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新风格。这些阐释无疑厘清了以往赛珍珠研究中的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推动了《大地》的经典化进程。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由于异族入侵、民族危难、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等因素，“权力场”无法不成为《大地》经典化的决定因素，译者、出版机构、批评家、文学史家、读者也只能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