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

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者协会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布工作从此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20多年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局限在中央一级人民政府，由于“非典”事件的爆发，新闻发言人制度才重新得到重视。经历了“非典”后，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开始设立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制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中国政府机构也充分认识到新闻发布会对于稳定社会的重大意义，从而更加重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布会逐渐成为权威信息的来源、公众关注的热点以及媒体报道的焦点。

新闻发言人制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外交部的新闻发布和国务院其他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布。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的各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都是政府高官，在发布信息、介绍情况、说明政策以及解疑释惑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最初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同外国驻京记者或临时来访记者的联系，主动地说明和宣传中国，阐明中国的立场、方针和政策。而“非典”这场危机直接促使了从中央到地方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针对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机制也得到了完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等地都纷纷推出政府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制度扩散到各级政府机构，离中国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近。到2008年2月28日，中国有七个中央机关、74个国务院部门、全国31个省区市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共设160多位新闻发言人。^[21]每当国内和国际有重大事件发生，人们就经常看到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的身影。可见，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成了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方式，新闻媒体和公众也多了一个获得权威信息的重要途径。

政府要推行政务公开，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就一定要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实施与发展。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政府保持与公众和传媒的联系，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方式。首先，新闻发言人公开发布政府信息，能够使公民对国家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得到保障；其次，政府通过与传媒的合作，能更为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再次，保持信息源的畅通和透明，有利于维持良好的“政府—传媒”关系，传媒也能更好地履行自身责任与义务，为政府与公众的良好沟通充当桥梁。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越来越受到中国及地方政府的重视。(https://www.daowen.com)

但是，不负责任的“新闻发言”同样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发生在2009年初轰动一时的“躲猫猫”事件：该事件缘于24岁的云南玉溪男子李荞明因为盗伐林木被刑拘，在拘留所里受伤住院，后被医院宣告因“重度颅脑损伤”不治身亡。该事件被报道后，当地新闻发言人虽然及时地出来通报情况，但却给出了李荞明是因为“玩游戏撞墙致死”这样荒唐的死因，引起了公众的哗然。显然，当地新闻发言人的解释不能让公众信服。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经过20天的调查，云南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经认证，宣布李荞明是因被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拳击头部后撞击墙面，导致受伤和死亡。先前作出“玩游戏撞墙致死”的荒谬解释，完全是因为相关新闻发言人惧怕媒体报道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才谎称如此意外致死的。这是一起典型的由政府新闻发布失误引发的危机事件。相比之下，2009年在成都发生的“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中，及时、真实而准备的新闻发布就起到了安抚公众、稳定民心的作用。在事件发生两小时后，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并在当天连开三场新闻发布会，及时地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避免了流言四起。接着，政府在第二天召开了第四场发布会，对于市民的疑问和担忧都做出了主动积极的回应。最后，政府在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认定了检验结果：有人携带易燃物品上车。由此可见，成都市政府在这次突发事件的处理上非常主动和及时，避免了可能引起的社会恐慌，消除了公众疑虑，稳定了民心。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传媒，与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当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时，如果一味封锁信息或是处置不当，就会使谣言四起，损害政府或其所在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只有让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回应公众的疑虑，才能避免社会的恐慌，从而有效地争取到社会公众的配合，来共同应对危机。因此，大众传媒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完善的期待，也是对于能更好履行自身职责的愿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