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在国际外交中的特色与影响力
（一）独立自主是法国发挥外交职能的立足点
法国对于国家利益底线的认识是：民族的独立性与能动性，以及法国的“大国”地位。在联合国成立之初，戴高乐将军对于美国无意将法国视为“二战”战胜国，在联合国的建立过程中排斥法国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即便他的外交努力取得巨大成就，让法国“持着二等车票，坐上了头等车厢”[45]，但充满了民族主义情感和大国情怀的戴高乐对于这种近乎于施舍的地位（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还是备感屈辱。“世界地缘政治的决定权不是掌握在纽约总部手中，而是由华盛顿和莫斯科决定”[46]。战后法国在对美苏超级大国地位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仍坚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保持着不同于别国的特色，甚至于将“遏制美国和保持独立外交视为法国成功和身份认同的标准”[47]。就像戴高乐将军曾说的，“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有时会不得不说‘不’，但这不是出于自负的心态，而是出于一种正义感”[48]。于是全世界见证了戴高乐时期实行的独立防务，发展独立核力量这种“另类”的举措：发展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的核力量，关系到法国存亡兴衰的根本利益，也是树立法国独立自主形象和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手段。在保持法国核威慑的问题上，法国断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帮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英国模式”，挺直腰杆面对与超级大国和联合国的重重矛盾，维护根本利益。
作为第五共和国的奠基者，戴高乐不仅在治国规划中为本国谋求一条独立道路，面对无论是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的各个国家，他也都鼓励他们走不同于美苏两极的第三条路，对他所接触的每个国家本土文化都辅之以褒奖。他会通过哪怕是强记方式用当地语言向东道主或者聆听他讲话的人致谢、致敬，从这个小细节不难看出，在他的观念里，珍惜并懂得培育自己的文化及语言，就是有意识地集合自己的独特观念，是对独立的民族身份的强调。
从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这一角度来观察，法国在联合国外交中的立场与特色也十分鲜明。“否决权是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制度的核心”[49]——所谓否决权，即针对一个非程序性事项，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即使其他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均投赞同票，也无济于事，该事项依然不能通过。实际上，这是鉴于国际地位和责任分配给常任理事国的一份“加重”投票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相应地，五国也负有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主要责任。法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曾动用否决权来维护攸关自身的特定利益，例如1956年法、英针对停止苏伊士运河战争[50]的议案联合行使了两次否决权，1976年法国针对原殖民地科摩罗[51]宣称对马约特岛[52]拥有主权而单独行使了否决权。这几项议案未获通过都反映出“二战”后法国仍执着于守护昔日殖民帝国的控制能力，认为非殖民化运动属于一国拥有绝对权力的内务，他国和国际组织无权插手过问。不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尊重联合国的“大国一致”原则，对于动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态度是谨慎的：在联合国的投票历史上，法国是继中国之后第二个最少行使否决权的理事国，使用总数为18次（中国为9次）。不做否决机器，这说明法国践行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响应联合国关于理智采取军事行动的呼吁，充分表现出匹配于大国的道德水准，即对国际组织的约束力给予基本尊重，同时有义务秉持和平、公正、安全等价值的共同信念。这种理性态度客观上有助于树立联合国的威信，同时也释放出强调常任理事国特权与职责的信号。
有学者认为法国在联合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具有不同于别国的特殊色彩。所谓特殊，在于“从联合国成立至今，法国在联合国的外交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可以说是变化最大的”[53]。事实上，采取各种有效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对政策不惜“朝令夕改”，正是法国自君主时代流传下来的独特传统：例如在16、17世纪之交，首相黎塞留留下了“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鼓励国王为促进国家福祉不择手段。笔者认为，即使法国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的外交实践前后出现变化，甚至“自相矛盾”，但这都是在权衡了时代格局与形势变化的基础上，在“独立、自主”这个稳定的“内核”中所展开的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
（二）积极推动联合国成为“国际主义”舞台——通过支持“联合国统治下的和平”取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
联合国的价值标准，诸如“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等，有着悠久理想主义传统的法国是欣然接受的。尤其是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机制所蕴含的“将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分散处事原则，纳入联合国集体运作”的思路，法国也是极力推崇的。当然笔者想指出：以实用主义者和法兰西至上论者戴高乐为代表，法国最在乎的始终是塑造并优化自身的特殊形象，尽可能去争取利益与安全保障。戴高乐总统认为，“我们的独立并不仅仅满足于我国人民对于自身的评价和希望，同时还要满足整个世界对我们的期望”[54]，这意味着民族“独立、自主”的灵魂要贯穿到法国“大国地位”的目标中去。各届政府对于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持有相同看法：他们怀有强烈的法国“伟大”的信念，并不认为法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或者二流国家的领头羊，仍相信法国具有全球影响力，强调在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上展示法国的观点。如果将这份对于法国突出地位的坚持放在“二战”以后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下，则意味着即便是这个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必须考虑法国的观点，因为法国不愿、不满也绝不甘于成为美国的附庸、随从。
在2003年2月至3月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分歧和争论中，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统一的发动机”，连同比利时率先反对美国以反恐为由发动对伊战争，被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称为“过时的老欧洲”，与此同时他将英国、西班牙为首的亲美集团称为代表欧洲未来的“新欧洲”。面对美国颇有分化欧洲之嫌的举动，面对那些愿意响应美国开战诉求的国家，法国总统希拉克抑制住怒气，决意通过国际框架对美国企图建立单级霸权加以抵制，坚决不能让在对全世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听不到“老欧洲”的声音。法国用来支撑其对军事干预持有反对立场的，是坚信“仍有战争的替代方案”——法国尊重联合国所创立的、迄今为止作为国际组织所承担的最具国际法执行力的“集体安全体制”，即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和平解决争端，采取谈判方式，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或以制裁相威胁的方式；随后，在联合国授权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的决议案中，法国更直接行使了否决权。这次维护联合国主导地位的聪明态度与果断的执行力，为法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事实上，法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和商业利益显示出法国与伊拉克有着超过其他西方大国的紧密关系，但法国对自身处境亦有着深刻认知：唯有通过联合国机制以限制美国主导国际事件的处理方式，才有可能将自己与众不同的诉求表现得更有力。对伊拉克派兵事件在法国和美国的唇枪舌战中持续升级。首先，美国和英国不顾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的反对，也不经过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这种单边行动无疑是对联合国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践踏，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和行动却也束手无策，无法针对其使用武力的问题开展有效监督和制裁。接下来，由于战争旷日持久，美国长期驻军在伊拉克境内实行管控，却没有尽早把权力移交给具有合法性、广泛性的伊拉克新政府。可以说，美国在处理伊拉克的问题上以谋求私利为出发点，独断专行，而且随着事态发展及后续影响，美国也因为挑战国际社会团结，破坏和平与法律秩序而深陷泥沼。而有勇气与美国意见相左的法国，则以贯彻《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关于“以和平方式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的宗旨，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行为扩大了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走到了国际政治舞台的前沿，并为维护联合国组织的威信和运作效率发挥了一个大国的带动作用。2003年2月，时任法国外长的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坚决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其斥责美国单边主义及对伊拉克动武的犀利言辞曾让时任国务卿的美国人鲍威尔怒不可遏[55]。德维尔潘所做的著名的反伊战演讲勾勒出法国外交的鲜明形象，成为近年来法国最为世人称道的外交案例；当法国明确表达不赞同美国的对伊政策之后，设立在全球多国的法语联盟（培训中心）很快收到大批注册法语课程的申请[56]，这无疑从侧面反映出法国的理性态度为其赢得了声望；随着战争结束，美国想独揽伊拉克重建分配大权，法国连同德国再次表达应由联合国主导伊拉克重建工作——事实证明，法国此次的运筹帷幄基本达到预期目标。(https://www.daowen.com)
时隔8年之后的2011年，当北非的利比亚因国内政局动荡而最终引发军事冲突时，法国倒是一反以往强调寻求政治途径来解决危机的立场，高调军事介入原殖民地的乱局，其积极程度超越了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不过法国在以干涉姿态坚决捍卫其在非洲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不忘为自己的行为披上有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外衣，避免招致世人对这种偏“美国式”单边主义的反感情绪。法国虽然率先轰炸利比亚，但这是在法国外长朱佩赴纽约促成安理会通过了相关决议之后才付诸实施的，为其军事行动找到联合国授权这个理由；而在当地平民成为动荡受害者的时候，法国又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了广大百姓免遭战争之苦的原则为由，举起保护平民的道义旗帜，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出超过其实际国力的作用。
法国调整对外战略以追求大国地位，还可以从其在联合国开展多边外交的过程中找到例证。继戴高乐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灵活而务实的“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法属非洲殖民地国际的独立，通过经济、技术、军事援助建立“新型合作关系”——修复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之后，法国进一步考虑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争取权益和地位。比如，法国同意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向发展中国家扩大的建议，这是因为法国可以利用其在第三世界中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影响力，通过改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来加强自身在联合国中乃至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反过来不断扩大其在联合国中的威望，从而提升发言分量，抬高国际地位。又如，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执政期间，法国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权”的概念，本着“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在发生自然灾害和类似的紧急状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客观来看，“人道主义干预权”符合联合国框架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设想，抓住了冷战即将结束时国际冲突新态势的特征。不过从这个倡议中，能看出法国力图通过人道主义援助达到插手别国内政，但又可以区别于美国的霸权形象，博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扩大自身影响力的目的。再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担任总统的希拉克谋求法国在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为了推动法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发展新型友好伙伴关系的战略构想，在非洲频繁的地区冲突和危机面前，希拉克仍加大力度减少对非军事干预，弱化法国一贯的“非洲宪兵”形象，并主张由非洲国家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辅以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名义来抵御冲突——这就是由法国首先提出的“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组建一支非洲维和部队”的提议。1998年法国宣布出资3000万美元用于这支队伍的技术培训和后勤装备，同年更发起针对非洲多国军人的军事培训项目，由于邀请了美、英等国的参与，这次训练演变为多国、多语言的“国际行动”。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维和机制的设计者身份，法国一方面帮助非洲国家获得全球关注与关切，促使全世界重视这个大洲的价值；另一方面还能隐蔽地加紧在非洲的军事渗透，达到获得国际社会和非洲承认其军事行动合法化的目的，维护法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利益与优势地位。
（三）秉承人文传统，输送文化价值观
法国运用联合国外交的目标是要实现并维护法兰西“伟大”的梦想，在这份“伟大”里不可能缺少文化及语言的浓墨重彩。
作为欧洲保护“法国的高贵”和捍卫法语地位的“领头羊”，法国不仅推动着一体化发展的深入，更将自身对外所展示的独立自主姿态内化为欧洲这个集体的时代特征。于是法国在联合国外交中形成了“善打欧洲牌”的行为特征——尤其当涉及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国际事务的讨论，或需要在安理会表态时，法国首先会广泛听取欧共体内部国家的意见，并尽力寻求欧洲内部的支持以抬高自己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整合欧洲的力量在全世界发挥特殊作用，也借此在欧洲内部夯实某种法国意识与行为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整个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带动了民族独立斗争的高潮。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法国这种老牌殖民大国的地位，即使固守从印度支那到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也无力挽救这些“战略要地”。疲于从战后直到1962年接连不断的殖民地战争，法国开始艰难地适应着非殖民化的时代趋势。联合国在成立时已在《联合国宪章》中列出《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文件，1960年又发表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即通称的《非殖民化宣言》），一系列行动及法律依据的出台，标志着联合国非殖民化运动进入胜利的时代。法国在殖民撤退的同时，灵活地运用非殖民化政策，与这些新生国家迅速建立新的合作联系：政治上培植亲信，经济上签订援助条约，军事上缔结防务条约，教育上加大普及法语文化课程的力度等，尽可能地将它们保持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并担当起它们的“代言人”推动南北对话，借此扩大自身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树立独立形象。
法国修复与众多亚非拉洲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些曾经的法属殖民地均以法语为母语，或为官方语言，它们一旦独立并以新兴国家的身份进入联合国，必将扩充讲法语人口的比例，这为巩固法语，也就是法国本身在联合国这个“大家庭”中的地位增加了一块极大的砝码。于是我们看到法国对外援助中总会带有一个惯例条件，即捍卫和推广法语的运用。例如，法国在与受援国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时，都会把“提高法语语言能力”列为优先合作交流的内容；通过法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的设置，我们也会发现在全权负责法国对外援助事务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司”下面设有一个“文化合作与法语处”，印证了扩大法语使用范围和传播法国文化始终是法国外援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有了语言在联接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方面的优势，就有了联络情感的基石，可以促进沟通；再依靠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论坛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及附属机构的辩论，法国可以继续向这些国家灌输法国人文历史和思想成果，也有助于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一个西方世界乐见其成的结果。例如，密特朗总统的对外政策中有一个核心，即“第三世界主义”[57]——突出道义原则，主攻“人权外交”，就是利用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人权发展做出的贡献，塑造温和的人道主义形象，拉近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距离。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法国可以维护和扩大自身影响力，增加维系大国地位的资本。总之，提升国家荣誉和语言、文化的效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