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整合与影响欧洲的历史沿革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是一个海陆混合型国家：北、西、南三面临海，身兼大西洋国家和地中海国家，且扼守英吉利海峡战略要道；东部则是一马平川的欧洲平原——“临海背陆的地形，宽广富饶的土地，塑造出法兰西民族放眼天下和自命不凡的勃勃雄心”[65]。虽然独特的地缘位置优势使得法国历来具有海上殖民和陆地霸权的双重野心，但事实上也为法国的发展带来天然限制——濒海的地理位置，使得“海军力量不得不分散在两个海域，以保护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海域”[66]；又因为东面与强邻德国之间没有天然屏障，既要与德意志、奥匈甚至俄罗斯等协调关系，又要保持“对东侧欧洲大陆腹心的优势”[67]，可能出现的海陆两面受敌的劣势，让法国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笔者认为，法兰西民族具有某种“纠结”的气质：既顶着理想主义光环，雄心勃勃，还不乏浪漫和人文情怀，又基于理性思维与忧患意识而推崇现实主义战略。
作为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法国有着堪比人类思想海洋之“灯塔”的璀璨文化，这让法国人坚信自己“肩负着启发、拯救和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68]。而它最为关注的首先还是与欧洲大陆的“天然联系”和对欧洲社会的建设。历史上，法国政治家、思想家们积极挖掘着“欧洲观念”的内涵，不断在武力与和平之间丰富着欧洲联合的设计，可见，整合欧洲对它来说绝非权宜之计，一时兴起。笔者以为，法国人的欧洲观既注重开发自己文化传统中有利于增加国民欧洲认同感的因素，又逐渐把欧洲融入自己民族认同、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中，将欧洲统一的夙愿与法国的大国光荣使命结合起来。
（一）中世纪查理曼大帝通过武力征伐而建立的“欧洲帝国”
中世纪早期，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也随着基督教在欧洲范围内的兴起，教会成为欧洲秩序的重建者，以极强的凝聚力化解了当时的混乱和无序，从精神上统一了欧洲。
在所有皈依基督教的蛮族国家中，法兰克王国的实力最为强大。法兰克王国是在抵御外族入侵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其最具意义的一次战役是732年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普瓦捷击溃阿拉伯人的入侵，成功制止阿拉伯人向欧洲推进。这场战役不仅保卫了法兰克王国，更让查理·马特被视为欧洲的拯救者。而到了查理·马特的孙子查理曼在位时，勇武好战的他不仅引领王国扩张了版图[69]，还在常年对外征战时将基督教传递到广大地区，并且帮助教会势力铲除异教，解除威胁。公元800年时，法兰克王国所征服的疆域早已大大超过其固定国境，这样一个“欧洲王国”（regni Europae）[70]或已很接近源于罗马时代的“在一定世界范围内追求普世权力的政治建制”[71]的帝国概念。国王查理曼更获罗马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亲自加冕，被尊为“罗马人的皇帝”，此举“标志着基督教欧洲的诞生”[72]。
在一首创作于查理曼加冕后的诗作《查理曼大帝与教皇利奥》（Karlous Magnus et Leo Papa）中，查理曼大帝被誉为“欧洲的指路明灯”[73]，甚至获得“欧洲之王”和“欧洲之父”的称号。由此可见查理曼大帝对于欧洲局部的整合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正是在这个欧洲范围内行使着政治权力。查理曼大帝之后的加洛林王朝诸帝也经常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虽然和基督教精神统一的欧洲相比，世俗或政治上的统一并没能覆盖整个欧洲——确切地说，只是集中在法兰克人的西欧或日耳曼人的中欧，但这种帝国外在形式下的统一，使得欧洲逐渐变成一个清晰而确切地实体，从而促生内部认同。
（二）菲利浦四世时代的“主权国家联合思想”——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和平新秩序
法国的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始于13世纪初：法王菲利普二世（1180—1223年）统治时期，实现了法国的初步统一。国王不再是虚君，而是超越其他封建领主、握有实权的国君。14世纪初，菲利普四世（1285—1314年）在继位之后依仗武力兼并很多伯爵领地，成为法国第一个专制君主，几个凸显君主权力发展壮大到足以将整个法兰西集中统治的事例如下：当1294年继位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74]宣称各国君主都臣服于罗马教廷时，菲利普四世明确表达反对；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来源应对军事需求，菲利普四世决定向教士们抽税（décimes，史称“教士收入十分之一税”），教皇拒绝减少教会收入，菲利普遂于1302年召开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确保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75]，并宣布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公开与教皇决裂；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准备予以菲利普四世革除教籍的处罚之时，反被他逮捕软禁，其后虽被救，却因尊严尽丧而忧郁死去；随着国王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直接左右了教廷，1309年菲利普四世便将教廷迁往法国南部阿维尼翁（史称“教会巴比伦之囚”，或“阿维尼翁之囚”[76]），此举结束了罗马教会权力凌驾于世俗君王之上的时代，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接下来的英法百年战争中，查理七世带领法国取得胜利，振奋了民族精神。法国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在这次战争中，法国第一次出现了爱国主义精神”[77]，“英勇捐躯的圣女贞德更成为法国第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78]；国王获得臣民的忠心拥戴，王权进一步加强，并为日后在欧洲大陆实现军事扩张、传播语言文化奠定了基础。随后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强力剥夺了封建贵族的领地，巩固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而到查理八世（1483—1498年）继位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近代版图业已确立，这位有着强大野心的君主挥师进攻意大利，挑起了长达66年的意大利战争，筹划在全欧洲建立法国的霸权。
走入近代，主权国家（也称为领地国家，État territorial）在欧洲崛起。所谓主权国家（领地国家）是指“君主在一国之内享有最高权威，他不再与皇帝和教会分享权力，成为实际上而非名义上的国家元首”[79]。这些主权国家的兴起不仅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现实，更动摇了欧洲作为基督教共同体的基础与发展模式。此时的思想领域开始重新审视欧洲的定位，并预测欧洲政治演化的前景。随着主权国家理论的发展与深化，欧洲被构想为一个共享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多个主权国家的结合体。1306年，法国人皮耶尔·杜波瓦[80]在其所著《论圣地的收复》（De Recuperatione Terre Sancte）一书中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主权国家联合的思想——一种为保持欧洲和平而缔造新的国际秩序的想法。他指出，传统的帝国模式或已不适合欧洲的政治现实，但要杜绝教皇的政治权威，欧洲应当组成一个主权国家联合体，共享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并成立一个君主常设大会[81]对国家间纷争进行仲裁。
笔者认为，杜波瓦的思想中的确保留着中世纪帝国理念的残余，因为他在设计欧洲各国的共同架构时，特别强调法国在主权国家联合体中的霸主地位。但另一方面，杜波瓦是率先在中世纪末成为民族国家的法国臣民，他有感于国家政治演变的前景，摆脱了中世纪的神权束缚，开创了国家联合思维的先河，这无疑成为未来欧洲整合运动的思想渊源，他为解决国家间争端而设计仲裁的方案亦可被视为未来国际法的实施机制。
（三）从亨利四世的“宏伟计划”到两位“欧洲和平之父”——圣·皮耶尔与卢梭
现代政治理论中有一个观点：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联盟总是处于动态发展和不断调整中，某一个力量的增强势必会影响整个联盟的结构。这或许是对于15至17世纪欧洲主权国家均势体系即将面临冲击的绝妙概述。
笔者指出，当法国在国家联盟的结构中尚未成长为最强势时，其王室或者服务王权的权臣、思想家的思维重心是以防范霸权为第一要务，于是便有了17世纪20年代为了消融强大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霸权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首相——苏利公爵[82]在洞察了亨利四世之后提出，希望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盟以维系一种均势体系。最早于1576年提出主权理论的法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让·布丹对于指导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提出过一项重要原则：“主权是国家的本质且永恒的属性，政府形式可以不同，但只要国家存在，主权就是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的最重要保障”。[83]受此影响，苏利认为，法国首先应该维持现有的界限以保持国家安宁，国内版图不必追求像查理曼时代的宏伟壮观（他反而觉得王国的幅员越大，就越容易陷入大革命和大不幸），各个国家应该在维护各自主权和利益上建立共识，尊重民族自然独特的性情特征、语言、法律及传统的差异；接下来，法国应该说服其他王国一起维持欧洲的和平，驱散各国对于权势熏天的西班牙的恐惧，“势力相对较弱的国家通过结盟或联合形成抗衡力量，大国的作用得以发挥，霸权受到遏制”[84]。这一套“宏伟计划”为均势理论下的“欧洲观念”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代表着17世纪政治思想的最终成就，更对当代欧洲一体化思想影响深远。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1948年欧洲委员会成立的海牙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法国人：“有许多著名的姓氏与欧洲统一思想的复兴和出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主张或许应归功于法国国王纳瓦尔的亨利和他伟大的首相苏利，他们曾不辞劳苦地开创了宏伟计划，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后，我们依然忠实于它。”[85](https://www.daowen.com)
事实上，在苏利“宏伟计划”启发下，均势理念虽然有助于维持欧洲的主权国家联盟体系，但各国势必偏重本国利益，这将使得平衡机制的运作处于不稳定和短暂状态。苏利的计划源于亨利四世孜孜追求的欧洲联盟构思。亨利在位时精于国内治理，确保了法国国力大幅提升，同时他频繁地与邻国接触，运用政治手腕打消别国对法国实力膨胀的疑虑，无形中筹划出一个法国居于核心地位的欧洲联盟。可惜亨利四世突然离世，苏利便继承了君主的遗志和未竟的事业，发展成为“宏伟计划”。
纵观16至17世纪初的欧洲，法国的确最具有称霸的野心和实力：这是一个君主专制王权得到巩固的国家，长期积蓄的军事实力、工农业发展、领土优势及人口增长红利成为其谋求欧洲霸权的手段，并且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脱颖而出。“三十年战争[86]的结束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导致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天主教旗帜下统治世界的企图遭到失败”[87]，平衡体系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均势理念则如同一把双刃剑，从有效维护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一面向着法国谋求大国霸权的另一面翻转过去。路易十四当政（1643—1715年）以后真正开启营建欧洲霸权的浩瀚工程，既从语言、文化和宗教上进一步同化影响着欧洲人的思维，还对邻国频繁发动战争，深深威胁了欧洲内部的均势、各国的自由与安全，令人望而生畏。
首先系统思考如何缔造一个享有永久和平的欧洲的，依然是法国人——圣-皮耶尔神甫[88]。在他于1713年发表著作《确保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Projet pour rendre la paix perpétuelle en Europe）之前，欧洲在整个17世纪已经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北方战争[89]、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90]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91]，这些战争给欧洲人民带来饥馑、瘟疫、凋敝以及巨大的心灵创伤，积极参与甚至主导这些战争的法国也让欧洲各国生畏、忌惮，甚至仇视。圣-皮耶尔的欧洲观念和欧洲联合思想正是酝酿于欧洲的战争与分裂过程中。历史证明，此后每一次欧洲联合的呼声高涨都与大规模战争有着不解之缘：当战争发生，欧洲联合的思想就会出现新的发展，每一种联合方案又总会围绕着搭建某种平衡结构而展开。圣-皮耶尔意在构建一个泛欧的君主专制国家基础之上的“持久的邦联政府”：有别于均势下的国家结盟是单纯基于利益，相互妥协相互制约，“邦联政府”倡导建立一个文化和道德共识的基础——通过营造共同的文化、宗教氛围，感受相近的传统习俗，有助于民族国家突破局限，相互交织融合。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便利的交通和频繁的贸易往来也为组建欧洲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
圣-皮耶尔的著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欧洲联合的政治思想——“他是第一个赋予‘欧洲观念’以政治内涵的人，也是第一个把‘欧洲观念’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人”[92]。他的欧洲联合思想对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影响巨大。卢梭研读并受托编辑整理了圣·皮耶尔的手稿，于1761年发表了《永恒和平方案的评判》（Jugement sur le projet de la paix perpétuelle）。这篇文章既是对于皮耶尔神甫欧洲理念的继承，也批判了其单纯依靠君主的理性和自觉，而忽视对利益驱逐的计算，试图建立欧洲邦联根除战争、实现和平的善良愿望。卢梭首先认为主权国家应该推翻君主专制政权而实行共和制；其次，他将社会契约理论运用于国际关系层面，认为应该像个人通过缔结契约形成国家那样，国家之间应该“将主权转让给一个更高的联邦实体，联盟将保证主权国家免遭不负责任和不正义的权利觊觎者及臣民反叛的颠覆”，这样一来，联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各国彼此互助，实现和平；此外，各国还应注重保持民族个性和多样化的精神面貌，让个性与欧洲共性并存。卢梭的欧洲永久和平思想是其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以往欧洲联合思想的丰富和深入发展，随后又进一步影响了德国哲学家康德[93]，并在实践中影响着法国大革命，至今仍指导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道路和方向。
（四）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联合”新发展
18世纪启蒙运动和接下来在世纪之交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这两个事件不仅使法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无可置疑的变化，而且还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的基础”[94]；同时，“启蒙运动倡导的世俗意志和法国大革命精神是法国对西方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95]。
在18世纪，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实体，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民族主义在法国国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酵。年轻时代的拿破仑曾深受大革命的洗礼，争取平等的思想是他早期活动的核心观念。尽管他试图以武力统一欧洲并建立大帝国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法国大革命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却随着他的武力征服而传播到欧洲的各个角落。另外还有一件不应被忽视的事物跟随法军战车的推进而被引入一个又一个国家，那就是《拿破仑法典》。凭借拿破仑的权威领导和直接干预，1804年3月他签署颁布了《拿破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受限制、自由和平等，以及契约自治（或契约自由）等重要原则，废除了旧时封建立法，巩固了大革命的主要社会成果[96]。这项法典更以其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法典新纪元，开启了欧洲政治民主化进程（政治民主化正是欧洲一体化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条件），建立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与秩序，这样有利于推动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进程，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步伐。除了法国，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施行《拿破仑法典》，或者在民事立法实践过程中受其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同步经历制度转型的国家群体，这也有利于拉近国家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且对形成统一的欧洲法律制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欧洲实现政治统一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在19世纪的最初十五年里，由权欲和野心无限膨胀的拿破仑创造的法兰西帝国最终在欧洲联合打击下被颠覆了。拿破仑以军事和行政强制手段推行法国政治制度、建立大一统欧洲的实践形成了涉及“民族主义”与“欧洲观念”的悖论，引起了学者们在建构统一欧洲的方式、途径及性质等方面的深思，逐渐使“普遍和平和正义原则”成为民族国家间相处的根本原则。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圣西门[97]敏锐地认识到：“波拿巴建立的社会体系，是以法国在物质上奴役欧洲为基础的，这种局势不能为欧洲所忍受”[98]，他在惨烈的战争和凋零的战后局势中酝酿出19世纪“最新颖、最大胆”[99]的联邦模式的思想——在欧洲一体化（同一性）和各国民族独立性（多样性）之间的维系。圣西门清楚地了解启蒙运动给人民带来的教化，所以坚决否定恢复旧的社会体系，而是从欧洲实力最强且积怨最深的英、法两国和解的角度开启欧洲联合的实践步骤——这为当代以化解法、德两个宿敌的恩怨作为欧洲联合的起点提供了借鉴——确保法国在战后融入欧洲社会。虽然法国失去了霸主地位，却在政治上与各国均保持主权，实现平等的联合。1814年，他在《论欧洲社会的改组》一文中提出建立全欧议会，作为欧洲最高权力机关仲裁欧洲各国纠纷及所有涉及总体利益的问题。根据他的从英法联合开始的思想，这个全欧议会也首先从一个英法议会着手，再去吸收别国加入。圣西门的欧洲观念立足于现实，其中颇多内容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甚至有一部分理论在今天的欧盟实践中得到印证，由此看来，“圣西门并不完全是个空想家”[100]。
（五）“欧罗巴合众国”到白里安的“欧洲联合计划”
19世纪中后期是欧洲联合、统一运动第一次广泛开展的时期[101]，这与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国家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是分不开的，也与欧洲联合的思想在美洲成为现实不无关系。欧洲联盟从学者们的论题逐渐发展成运动。19世纪中叶，和平运动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接连举行过几次和平大会，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内容就是将欧盟问题同欧洲未来的命运联系起来加以考虑。1859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在巴黎举行的和平大会上呐喊：“总有一天，你们——法国，你们——德国，你们——英国，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好关系。”在这一次演说中，他所提到的“欧罗巴和众国”概念，深受“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触动，是那个年代广泛流行的欧洲联盟思潮的精粹。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联合思想“都是些微小的计划，只与作者的人格和当时的形势有关，而且这些计划也只引起了很小一部分人的注意，没有一个政治家把这些计划拿来为他所用，所有这些方案都只是停留在思考，甚至是空想的领域里”[102]。“一战”的刺激让“欧洲观念”真正变成政治家手中解救欧洲的“有效药方”。战前曾五次出任法国总理的约瑟夫·卡伊欧就撰写过题为《法国走向何处？欧洲走向何处？》的文章，强调欧洲的出路是实行民主观念上的联合，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相互协议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欧洲才能重现昔日的光辉。[103]“一战”期间，年轻的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104]大胆向法国政府建议与英国加深战略战术的沟通，切实地在物资供应及运输方面加强合作。之后他被任命为战时国际物质供应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在统筹和促进协约国之间战备资源共享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一战”时期，英、法最终在与德军事对峙的胶着状态中获得胜利，这让莫内前瞻性地看到：欧洲国家如果能够为联合的目标而出让部分自身利益，这种整合会凝聚更大力量，助欧洲赢得发展机遇并发挥其影响力。这个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在日后创办的欧洲共同体中得到验证。
在以联盟求和平、求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1929年9月7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上演讲时主张建立欧洲联邦[105]——第一次由单一国家来做整合欧洲的尝试。他在1930年5月1日的国联大会上进一步建议成立欧洲联邦合众国（Union fédérale européenne）[106]。作为法国政界主张法德和解的先驱，白里安在法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度膨胀的环境下仍然力主法德和解，倡导法德抑制各自的民族主义意愿，联手构建“欧洲联盟国家”的和平基础，并吸纳各成员国政府代表组成欧洲议会指导联盟，在建立政治机构之后再向经济领域扩展，构建统一市场。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国家意志和民众意愿均没有给欧洲联合创造基本可行的条件，白里安孤独地目睹自己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白里安的计划作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先声”[107]颇具革命性。该计划已经把欧洲联合运动提高到政府间谈判的级别，白里安与德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在“共同维护和平事业”的目标下进行过单独会谈，两人也因为致力于推动法德和解、维系欧洲国家间紧密合作而共同获得192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最近的“欧洲联盟构想”为“二战”后的“舒曼计划”提供了切实的借鉴思路，比如，白里安曾与德签订《国际钢铁协定》，舒曼的计划中则有“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机构设置。
通过上述历史回顾，20世纪后半期着手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有其坚固的思想基础——“欧洲观念”，而“欧洲观念”中最根本的动因则是对于和平和自由的永恒追求。经由法国大革命所锤炼得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可谓法国人对于世界民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业已被认同为“欧洲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甚至成为“欧洲文明优越性”的象征，这根文化纽带有助于拉动一种集体归属感和更加交融的相互理解。法国具有明确的对欧立场，即欧洲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尤其是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法国对于欧洲一体化有着坚定的战略观。当然，法国也带着一如既往的大国优越意识——“法国还特别注重让欧洲的声音中带上明显的法国语音，以此来确立法国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主导地位”[108]。如何协调长久战略发展目标与本国利益及自主意识，是法国人一直努力探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