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文化中的“欧洲认同”与“欧洲观念”
法国是对欧洲意识（或欧洲观念）贡献极大的国家。从近代到现当代，法国为本民族国家的硬实力发展规划出明确的强盛之路（包括当代的复兴之路），塑造民族自我意识；法国也为诞生与发展整体性的现代国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与此同时，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更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持续提供思想给养和动力，即积极向欧洲输出法语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运用这些隐性方式影响着欧洲观念的形成，使之带有极深的法式烙印。
中世纪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大帝的贡献除了武治，还体现在文治上。他是“第一个对恢复古代文明的精神生活表示关切的蛮族国王”[144]，一手推动了“加洛林文艺复兴”[145]。在他颁布的政策推动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不仅为法国，更对整个欧洲社会及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查理曼对基督教文化的规范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宗教文化范本的定型工作，比如他支持形成了天主教通用的拉丁文版《圣经》；使那些随着罗马衰败而濒于消亡的古典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重塑。他致力于基督教教育的发展，创造性地设立学校与“收集人类已有知识和文献”的图书馆，教导和督促人们阅读写字，并鼓励他们在研究中创新。在语言方面，查理曼首先主张对官方书面的通用文字——拉丁文进行改革。文臣们尝试克服旧有文字的弊端，研究出“加洛林字体”，字体整齐秀丽，简便易学，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影响巨大（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查理曼最大的文化功绩）；至于民族语言，他颇有远见地推动高卢土语、法兰克土语和通俗拉丁语的结合，引导了古法语运动。这样一来，在他所统治的土地上，新语言成为“法兰西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法兰西人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身份”标志。笔者认为，法国是近代最早迈入民族国家行列的这个观点，可以从民族语言这个角度得到论证。同一种语言（非拉丁语）在法兰西王国开始被普及运用，这在无形之中会调动国内人民的文化意识趋向认同，并逐渐从隐形变得明朗化，这种“法兰西语”的独立意识不仅奠定了日后法语成为唯一国家官方语言的基础，也成为法兰西独立建国的催化剂。
公元987年，加洛林末代国王撒手人寰，摄政贵族于格·卡佩被拥立为王，开创了法国卡佩王朝。到王朝的第九任君主——路易九世[146]继位之后，法国不仅在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上闻名欧洲，更以“思想引领者”之姿影响欧洲。首都巴黎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各种经济资源、科学哲学乃至艺术的财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稳居欧洲文化与学术中心的地位，成为全欧洲社会先进思想的摇篮。
16世纪法国文人杜贝莱曾在他那篇著名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中对于“文化身份”做过定义，他认为人的语言是“自然的”，因为语言符号的存在决定于它所指称物的存在，并且必须要有人“赋予”其意义它才能存在，所以语言是有其“身份”的。反过来说，不同文化身份的群体会持有不同体系的语言符号系统，法兰西人讲的语言就应该具有“法兰西身份”。正是在像杜贝莱这样的文化精英的努力下，说着同一种语言的法兰西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自觉”：“他们着手纯化法语，让它变得更加简单明了，更加民族”[147]；也使用这种语言开始提炼“法兰西特色”——即民族文化与价值观。这种带有典型烙印的法兰西文化在接下来的17世纪，在整个欧洲乃至更为广阔的空间引领着时尚。当时的欧洲各国宫廷都争相以法式行为方式为标准，欧洲各国君主和贵族邀请法国文人到府中，为的是向他们学习法兰西的语言和文化礼仪，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法兰西文化熏陶，沾染法兰西文化气息。毋庸置疑，路易十四所在的17世纪是法兰西文化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法国人的文化身份显得高贵、独特，俨然领先于整个欧洲的文化精神。某种程度上，以法国为核心平台的文化网络的完善，以法语为媒介的思想交流的增多，不能不说法国在欧洲内部文化聚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兰西文化及思维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名副其实地构成了引领世界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启蒙思想家们以唯物论、无神论或泛神论、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为思想武器，拿出理性态度弘扬人的价值和个性尊严，宣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通过逻辑推理抨击封建愚昧和宗教神秘主义，使得法国文化抓准时代发展的脉搏，极具先锋性、战斗性和革命性。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法国文化精英还透过与外部文明相比较而形成的视野开始深层思考欧洲文明的内涵，使得“欧洲观念”的文化内涵初具形态。比如：伏尔泰意识到欧洲各国文明具有共同特征，“虽然战争此起彼伏，宗教信仰互不相同，但已经在欧洲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文化知识的共和国。在各门科学、各种艺术领域中，各国之间因此得以互相帮助”[148]；孟德斯鸠则在《波斯人信札》中积极主张一种普世主义，包括组建一种“使欧洲各国相互依存的欧洲组织那样的形式”[149]。有学者根据收集的资料指出，孟氏对于欧洲联盟的设计是一种“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互通有无的组织，比如自然资源的相互补充，人力智力资源的相互调剂，社会文化的相互借鉴等”[150]。孟德斯鸠在其另一部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不仅继续论述了“欧洲联盟共和国”的益处——“有助于提高欧洲人的生活质量，营造多样性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151]，更从客观自然环境因素、政体制度中寻求欧洲文明优异独特的原因。[152]既然欧洲文明具有优越性，孟德斯鸠则进一步提出了将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标准推广到全世界的构想，[153]这样将有益于世界文明的进步。
进入19世纪，又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下，近代西欧的民族主义日臻完善。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影响甚为深远。大革命初期，在国外反法势力的入侵和围剿下，法国人民意识到革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捍卫革命果实就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一种爱国主义情感促进了整个民族的统一。革命派还通过在全国普及法语的举措来加深民族认同感，将人民和国家稳固地凝聚起来。“法国大革命重塑了一个法兰西民族”[154]，法国的民族主义又很快传遍整个欧洲，成为各国反对封建王权、教权，争取民主自由，乃至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而大革命所催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革命原则，在随后的拿破仑战争的推动下很快就超越了法国界限，“新的‘民主、自由’的文化价值观成为欧洲广大人民的真正的内在文化精神”[155]。(https://www.daowen.com)
拿破仑心怀重建统一欧洲的理想，这种统一并不完全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他尝试在所征服的地域推行法国的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及法语，从而达到内在的和谐与一致。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最伟大成果：《人权宣言》甚至所谓“人权文化”（culture de droit de l’homme）精髓的延续”[156]。拿破仑时代不仅是法国历史上国力增长相当快的时代，更是在人文领域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一些封建割据严重的地区如意大利和德意志，恰好是在这个时期受到法式制度与法语文化的影响，初步完成了本地区的整合与民族构建。因此，拿破仑被后世视为欧洲统一的先驱之一。比如，拿破仑主持起草并颁布的《民法典》不仅成为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不可动摇的根基，法典内容的语言风格同样得到广泛传送。基于拿破仑本人的要求：应该让如他那样的非法律人士得以毫无困难地理解，专业人士所起草的法典语言应简洁清晰、流畅明快、通俗易懂。“这部法典的语言风格甚至得到一些文学大师的推崇”[157]：司汤达曾运用民法典改进自己小说中某些矫揉造作的表达方式；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则把法典奉为法国文学的杰作，赞颂其语言风格的简洁明了。语言通俗易懂有利于法典在法国民众中的普及，是普通老百姓易于把握本国法律的主要原因，人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而更为主动地规范自己的民事行为。此外，语言简练也有助于法典在国外传播。
不过，当拿破仑建立法兰西帝国的野心昭然若揭时，那些被侵略国家人民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以反对法国霸权和帝国主义的方式宣泄出来，并以民族独立作为终极追求。这直接导致某种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意义的欧洲观念受到冲击，“被打碎并融入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158]。
欧洲联盟成立之初，在解决机构内语言运用这个敏感问题时，为有效巩固共同体的统一而实行语言平等原则[159]，所有成员国所递交的国家语言均自动成为共同体官方语言。这充分反映了“欧洲这个多语社会历来推崇民族国家属性的传统”[160]，绝不逾越成员国之间既制衡又互信的界限。法国的立场是：维护这个超国家机构中语言机制的平等核心，推进语言多样性政策，保护欧盟成员国24种官方语言[161]的合法地位。语言平等原则是“自我约束”的表现，有利于强化成员国及民众的集体认同，深化一体化进程。更为实质地，是要长期建构法语优越性和使命感在欧洲社会的强势话语。毕竟，语言是维护和提升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鉴于欧盟各机构总部设立的地缘优势，筛选及聘用官员及工作人员的国籍倾斜，法语极其巧妙地，且又毫无争议地充当着共同体首要和主要的工作语言。应该说，这种官方语言平等形式下的法语统治阶段一直维持到英国加入欧盟后才发生逆转。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尔·布尔迪厄曾在文章中回忆过“法国的思维方式和法语作为文件的起草语言一直处于支配地位”[162]：有数据显示，到1973年，法语起草的机构书面文件占总文件量的60%以上。共同体的另一个核心国家德国，尽管拥有占欧盟内人数比例最大[163]的德语母语人口，却不得不因为纳粹问题而甘愿默默地接受法语长期在共同体中几乎独霸的地位，让德语位居其后。
美国在“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主导世界经济秩序，为向欧洲推广英语打下关键而又坚实的基础。法国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大量英语词汇入侵法语的现实下拉响了保卫法语的警报。1973年英国和爱尔兰两个英语国家加入欧盟，这一历史事件或许从根本上动摇了法语在欧盟所享有的特殊地位。此后每一次扩盟，新老成员国就会在欧盟舞台上打响争取本国语言地位的保卫战，而尊重多语现象的语言政策则在无形中推动了英语使用份额的不断攀升，使英语在与法语角逐显赫地位的博弈中后来者居上。一位欧洲社会文化学者德斯万曾在其撰写的书中用“欧洲联盟：官方语言越多，英语的使用也越多”作为章节标题[164]，凸显了英语地位的加强。简言之，欧盟内部的语言选择总体呈现出从“法语至上”到“英法角逐”，再向“英语胜出（即法语弱化）”的动态变化，加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英语真正被推到“帝国性”语言的地位。
法语被迫卸下称霸一时的荣耀，法国人一方面深忧法语危机，一方面则将保卫和推广法语政策定为法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由政府发挥带头作用，扭转不利局面。具体措施是从初期较为传统的显性保护机制，以典型的干预作风兴建机构、资助社团[165]、制定规章，建构保护法语的坚固堡垒，慢慢调整为隐性传播方式，即通过搭建多元语言交流的广阔平台，冲淡英语化势头的巧妙战略，以此塑造法国积极、宽容的国家形象，并为法国营造稳定的国际舆论环境。“一国的国际认可度越高，该国从国际社会获得的利益和机遇就越多”[166]。例如：法国结合欧盟语言多元化的历史渊源及现实，主动倡导运用外语教育建设民主、宽容、开放的欧洲。1979年两位法国学者Geneviève Zarate[167]和Coste Daniel率先提出“语言多元化能力”的概念，强调“每学会一种语言，以及学习语言的每一次经历都会促进个人交际能力的建构。语言多元化是一种素质能力，外语文化的教育应被提升到培养具有民主、开放意识的欧洲公民的高度，还应该是终身教育的高度”[168]。1995年法国向欧盟提出“每个在校的欧盟学生应在母语之外学习两门外语”，该提案在1998年7月被欧洲首脑峰会采纳通过；欧洲理事会[169]从法国在外语教育方面的主张获得灵感，于1998年进一步提出名为“语言学习与欧洲公民身份”[170]的跨世纪规划，明确了“必须坚持语言多元化政策”[171]，以“捍卫和保护欧洲丰富的文化遗产”[172]。2001年欧洲理事会协同欧盟发起欧洲语言年活动，耗资巨大，旨在掀起全欧的外语教学和学习热潮，同时为继续扩盟做好语言上的准备。毫无疑问，推动欧盟形成“母语＋两门外语”的外语教育政策（法国尤其强调法语应进入伙伴国家教育体系所推行的双外语必修课程行列），正是法国在力图维持法语在欧洲的重要外语地位，让法语承载的法国文化、思维成为培养欧洲公民意识的标准（或部分标准），从而保护法国的利益。为此，法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为欧盟工作人员提供法语培训课程的创意项目——以法语联盟为代表的文化机构积极为成员国派驻欧盟的工作人员开设法语课程。2002年，法国更是扩大这项法语培训项目的规模：联合欧洲另外两个主要法语国家——比利时法语区政府和卢森堡大公国共同签署了题为“法语在欧洲的长期发展计划”的协议，鼓励欧盟非法语国家政府职员学习法语，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以巩固法语在其外交堡垒重中之重的欧盟的地位。除了法语联盟，法语国家国际组织也加入该计划，优先锁定精英培训群体——外交官，行政官员及公务员，欧盟机构内口、笔译人员，及记者、外交专业大学生等，通过他们具备的行政权力、决策能力、外交权力和舆论引导力，为法语推广带去“以点带面”的良好效果[173]，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法语在欧盟多语言框架下的失利趋势，保持其第二外语的地位。
不过正如法国语言学家卡尔维一针见血的评论：“法国语言政策深层次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策略而已。”[174]法国在欧盟倡导多语制传播政策的根本目的始终是保卫法语的权威地位，维护“法国在欧盟市场的参与机会、语言产业的市场份额和教育服务贸易收入”[175]，捍卫其统治性影响。笔者亦想以法国本土的外语教育几乎成为欧盟“母语＋两门外语”政策的反面教材为例，说明法国推动多语文化的行动目的中姿态性成分占主导，导致行动结果令别国质疑其真实意图。法国在国内以立法的形式建构了保护法语的坚固堡垒——1992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补充了“法兰西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的文字，在此以前的宪法中则从未涉及语言问题。1994年法国议会又颁布了著名的《法语使用法》，俗称《杜蓬法》。该法令虽然强调“掌握法语和具备其他两门语言的知识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但内容中规定了法语使用的领域及场合，对不遵循法语使用的行为加重了惩罚力度。该法还规定了法国每年需发布《法语使用报告》。1998年法国又明文规定了法国人在欧洲肩负着使用法语的严格义务，这份《法国人在欧洲机构》的指南手册适用于所有与欧盟机构有接触的法国人，提醒着法国人必须捍卫其在欧盟中应该享有的语言权利，警醒自身所负有的保卫法语的义务。尤其是后两份法案和规定，与法国外语教育政策存在明显矛盾：法国的外语教育政策要求学生从初一开始必修两门外语，鼓励学习更多门外语，可事实上“法国学生的外语水平和其他国家相比不容乐观”[176]，这就意味着鼓励学生掌握两门外语以达到外语选择多元化的目标实现效果不理想。为修复本国普及外语力度不足的负面形象，更出于把握社会生活发展脉搏的理性考虑，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国教育部继续从强化政策制定着手，例如2006年7月11日颁布的法令《基础知识与能力基石》（Socle commun de connaissances et de compétences）规定了法国中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加以培养和训练的七个要素之一就是“实践一门现代外语”（pratique d'une langue vivanteétrangère）。为了在中学阶段更有效地贯彻法令、合理系统地安排外语教学计划及开展评估，法国教育部于2007年10月又出台《中学阶段“实践一门现代外语”参考表格》，依据欧洲总体框架为评估法国学生外语能力提供了标准，决心将外语在法国教育体制中不受重视的地位“转正”。与此同时，近几年法国文化部下设的法语和法国境内语言总司每年发布的《法语使用报告》（Rapport sur l'emploi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中，均一边正视法语在全球使用广度及深度的下降，一边监测普及外语的力度及汇报进展。无论如何，法国都在捍卫国家利益、营造国家认同及国民定位与宽容某种差异性的多样化之间理性地、艰难地平衡着，这种“成长”的态度或许更能适应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