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对世界法治文明的启蒙影响

早在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由于他的好大喜功、穷兵赎武和挥霍无度，法国国势日趋没落，君主专制制度由盛转衰。路易十五在收拾其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财政烂摊子方面没有建树，使得国家入不敷出、千疮百孔；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且在这些战争中要么一无所获，要么遭受沉重打击”^[35]。可以说，法国作为欧洲大陆强国，以及领导型殖民大国的地位，在18世纪岌岌可危。(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恰恰也是在君主专制没落的18世纪，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有光辉一页的启蒙运动首先在法国勃兴，法国再一次借文化思潮的“东风”成为全欧洲的焦点，国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世界主义情怀得到进一步推动。笔者认为，由于接受国家干预的法国文化格局在17世纪或已“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36]，作为欧洲法治、文艺中心的巴黎不仅成就了后来跻身于“伟人”行列的法国文人们，也吸引了一众国外精英——正是这种数量和质量上的文化先进性，成就了启蒙思潮首先诞生于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