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法语共同体”外交战略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共建的启示
法国是欧洲近现代史上最主要的殖民国家[38]，到19世纪与其他殖民国家建立起遍及世界各地的全球性殖民体系，至20世纪初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其统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北非、西非、印度支那以及马达加斯加和太平洋、印度洋的诸多岛屿”[39]，尤其是位于非洲的殖民地对于法国意义重大。巅峰时期法国的领土面积共达1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本土面积的20倍。广袤的殖民土地既是法国的战略资源库，也是它的广阔市场。除了经济利益这种功利性的目标获得满足，法国更在这样一个地域空间里赢得道德征服感和文化影响力，其殖民战略的文化渗透细致、深入、持久，其中“传授法语则是最有效的意识形态与道德征服手段之一”。
“二战”结束后，法国的殖民体系虽然被非殖民化浪潮冲击得支离破碎，但政府却在识时务地寻找让法国得以“积极存在”于这些传统势力范围的替代方式。尤其是在非洲，从传统“政治军事干预”到新型“平等合作伙伴”的战略调整，法国设法按照自己的设计，巩固与他们的紧密联系。法国从历史渊源入手，高度重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共同记忆，维系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尤其善于运用法语这根纽带[40]，将自身的利益、需求与影响嵌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之中，构建诸如国际组织这种具备“处理在国际关系领域日益增加的单个国家想做但做不了，必须通过集体合作才能处理的公共事务”[41]之能力的框架与机制，以此强化其国内建设能力和国际关系运营及掌控能力。最为突出的，应属以稳健而灵活的步伐构筑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这一实践成果：戴高乐将军于1960年代提出建立“法语共同体”[42]（la communautéfrançaise）构想，为法国扩大影响力和重夺世界话语权部署外交战略；进入20世纪70年代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初见雏形，1973年搭建法非首脑会议[43]的重要对话平台，为法国与非洲国家和发展友谊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借此提升了法国在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形象；到1986年密特朗总统倡导召开首届法语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多边论坛的形式，围绕维护法语世界地位这一中心议题，与非洲国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继而向政治、经济领域拓展合作可能性；1990年有了第一个“国际法语日”，法国政府继续在全世界推广法语运用，并为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吸收更多成员国；此后，希拉克总统跳出法非关系的传统框架思维，提出了与整个非洲大陆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的“法国新非洲政策”[44]，以及萨科齐时代推动欧非板块连接的“地中海联盟”计划[45]。历次新政的推出无疑不是为了进一步夯实这个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合作平台。
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法国以一种延续中求突破的思路，围绕自身的核心地位打造出一个法语世界（亦可称为“法语文化圈”），其广阔范围从加拿大的魁北克，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再到大半个“法语非洲”，囊括了全世界近三亿的法语人口，这当中有超过80%的人是生活在法国本土以外。在确保法国于世界范围内战略利益的基础之上，法国适时地向国际社会宣传这个从历史、语言、文化和法律诸方面被自己所影响并控制着的共同体，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倡导多边合作，从而自然地参与，甚至引领国际与区域的共建进程，争夺话语权和主导权，这既是对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的审时度势之举，展现了探索国际治理新模式的姿态，更为本国巩固了参与全球事务的号召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当前处在快速崛起阶段。四十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指导下，中国经济体量的稳增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使得“（中国）已经具备依靠自身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也具备积极参与全球发展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46]。诚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与经验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时代趋势。正是因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国际政经体系之中，通过与外部世界保持良性互动，才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却始终在不断加深，抓住了各国命运休戚与共这根主线的中国主动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创新思路：构建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特征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47]。这个首先以经济为先导的区域合作架构，执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对接起来，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并未给这个开放、均衡、普惠的全方位合作构想添加特别的地缘政治意图，而是希望化自身优势为主动，为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从这个角度上，根植于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却又崭新的“一带一路”理念，蕴含着促进多边合作、共同繁荣的凝聚力和责任感，生动地诠释了当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其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有目共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更在其一致通过的第2344号决议中呼吁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48]，无不展现出该倡议的深入人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它的信服与共识。不过正如同中国孔子学院在融入世界，为推进中外人文交流、促进多元多彩的全球文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它的发展也遭遇障碍和抵制，“一带一路”倡议在获得不断升温的赞誉声的同时也面临着误解和质疑。例如随着具体项目的持续推进被贴上“新马歇尔计划”的标签，这无疑会让国际公众误认为中国试图趁机向全球扩张，垄断资源并控制那些亟待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却又缺乏资金的贫穷国家。这种有意恶化中国“一带一路”舆论发展环境的话语，不仅有违客观实际，其严重性还在于危害战略实施、扭曲国家形象。(https://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所潜在的文化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与剥夺，沦为一个硬梆梆的带有强烈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阻碍了它在全球的传播认同度”[49]，此番话一语中的地描述出“一带一路”新对外话语体系的现实困境，却也点出了改善困境的努力方向。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涉及的“丝绸之路”——一条源于古代中国、连接亚非欧的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交流通道，其本质是一个象征友好和平的中华文化符号，彰显的正是中华文化和平、兼容并蓄的的本质。当代“一带一路”构想传承了古丝绸之路的精神真谛[50]，契合于世界文明的共生理论，承载着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繁荣的夙愿，中国完全可以加强多种形式的文化对话，借助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情感共鸣，挖掘中西文化中的共通之处，扩大国家间的共识。2017年4月中国和希腊共同发起创建“文明古国论坛”[51]，希望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发掘原创性文明给当代社会发展的借鉴，这无疑是实现文化在当代国际社会和国家外交中作用最大化的一次积极尝试。以论坛为平台，以文化对话为媒介，这有利于弥补各国间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难以实现机制层面沟通的缺陷，继而为和平解决国际及地区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借此场合传播中华“和合”思想精髓，阐述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代“丝路精神”的一脉相承，可以为“一带一路”的共建增强文化底蕴，提供文化支柱。
“一带一路”构想与合作机制本身的确具有政治内涵，但在构建这个话语体系时仍有克服“唯政治论”的方法。例如在话语表述中技巧性地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在西方国家的衰退感和把握不住世界霸主地位身份的焦虑感并存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挖掘一些能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种正能量的话语词汇。比如新华社最新发布的《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52]中，在国际关系类别中指出不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法，而使用“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为了强化沿线国家与中国合作时共享平等，以及确保各方具有可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的主动权。又如使用“合作、互补、互利、共赢”，就是淡化某种博弈、对抗色彩的明智之举；再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概述强调的是寻求各国间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维护和扩大利益交汇点的愿景，其中也委婉提出了对各国的权利义务应该建立公正有效的规约，这样不仅把握了世界发展大势，也有利于汇聚正能量。
此外还应注意，“一带一路”倡议是以经济为先导的区域合作架构[53]，这意味着中国在向外推进国家战略布局时侧重经济战略手段维持友好关系，例如为“一带一路”沿线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参与主体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援助；也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结构性不对称依赖关系。在这样的经济关联中，中国不仅有可能被牵扯到这些现代化程度不高，大多处于国家转型阶段的国家[54]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纷争[55]中，继而影响中国自身利益，导致经济战略资源的“透支”，也有可能被戴上运用经济施压等胁迫手段的帽子，继而为中国带来负面影响和潜在代价。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属于低政治领域，“以低政治手段换取高政治目标是存在局限性的：适用范围有限度；投入，产出比低；无法作为单独的战略手段实现中国的崛起目标”[56]。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还需灵活运用非经济手段，例如文化手段。以建构主义国际理论来分析，通过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会在双方观念中形成关于彼此的知识，这种知识会在主体间产生关联性，产生认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可以运用“丝绸之路”文化内涵来巩固中国国民的文化自觉；通过交流互动让外国了解中国的软实力优势，认识到中国给予世界的精神食粮和终极关怀，从而探寻适合“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形态。据报道，截至2016年底，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在沿线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已达125所，在人文领域主办和组织了丰富的多边和双边的民心互通活动。种种努力表明，基于文化价值所释放出的潜力，中国正在促进世界看到中国为开创共同发展繁荣的使命感与担当，而积极的社会影响和媒介舆论则有助于中国形成自身有特色的话语表达，去获得更多的国际理解、回应与赞同。
根据全球语言监测机构（GIM，Global Language Monitor）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崛起”已成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人气词汇和新闻热点[57]。当代中国崛起的力度、深度与可持续性，取决于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与世界分享利益和发展机会，取决于中国为拓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空间付出多大努力。事实上，通过向世界提供“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公共产品，中国立足于自身的深刻变革，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更有影响力的思考者、更有作用力与承担力的推动者。中国也将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向全世界更为清晰地阐述特色大国外交战略[58]，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为塑造和完善全球化时代“共生”的国际体系而贡献出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