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对余译本进行评价之前，我们首先别忘了，余译本《西游记》是部容纳了对该小说的一流研究成果的学术译著，而余国藩先生正是《西游记》研究上的权威。我们的评估因此自然从余先生的《西游记》研究开始，特别是融入其译著中的他生命最后三十年的学术成就。在《修订本序》和《第一版序》之后，余译修订本《西游记》（以下作“修订本”）随后收有一篇译者《前言》。该《前言》讨论了小说故事历史的和文学的来源、小说的文本史和作者问题、小说对韵文的运用，以及小说中唐僧、美猴王和寓言小说诸问题。事实上，集中反映了余先生学术成果的《前言》，有96页之长，比第一版余译本《西游记》（一下作“第一版”）多出一倍[2]。
密切追踪过去二十年《西游记》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晚近在日本发现的《唐僧取经图册》、灵隐寺的虔信猿猴传说，以及其他资料和宗教语境的研究，余国藩先生《前言》和译文中向我们呈现了一种对小说的全新理解和诠释。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他对小说作者归之于吴承恩的处理。尽管第一版谨慎地提供对此问题的不同学术见解并克制不确认吴承恩为作者，余先生仍努力比较吴承恩与宋词家秦观的词风，希望证实吴承恩词作与《西游记》中词作风格上的类似。余先生当时认为吴承恩仍然是《西游记》最可能的作者。但修订本却回应了最近几十年对吴承恩在小说撰著上扮演角色的质疑——依据《西游记》中所发现的道教资料和小说可能的道教联系，因此，不再支持吴承恩的著作权。这一新看法背后的理据就是，如果没有对道教的足够知识，以及如果无法参考《道藏》，根本不可能编撰这样一部小说，除非某一天我们能发现吴承恩对道教事务有深入的参与。
这一对作者问题的新看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西游记》是部深刻的宗教寓言小说，这种宗教寓言构成了余先生称之为阅读《西游记》“三个层面”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作为亲历的行旅和探险故事，作为佛教的业报和救赎，以及作为道教内丹自我修炼的寓言。[3]正如修订本《前言》所说，《前言》有四个主要目标，其中之一便是“考察最重要的有关文学问题、宗教传统以及诠释模式的新的学术成果”（修订本，第1册，第x页）。
在刚完成第一版的1983年，余国藩先生便列出《西游记》中伴随着亲历的探险主题的是救赎的主题。而修订本强调小说中朝圣的意义在于“对五位取经朝圣者的赎罪和拯救”（修订本，第1册，第81页）[4]。小说的核心宗教问题“必关乎个人救赎——对朝圣者主角及其四位徒弟”[5]。救赎主题事实上与《西游记》第九回的问题相关。是否玄奘之父陈光蕊故事属于“原本”已困惑了读者三个世纪。一些学者如杜德桥（Glen Dudbtidge）坚持第九回与《西游记》异质，可能是晚明时由朱鼎臣加入的。[6]余国藩先生在其对小说结构的研究中，以之前中国学者的努力为基础，强有力地挑战了以杜德桥所代表的观点，令人信服地得出小说中陈光蕊故事意义的结论。以他的话来说，“百回本小说作者所运用的河流以及伴随的灾难的主题，加强了玄奘此世的身份是被放逐的金蝉子的转世的主题。这些主题反过来又支持了小说中生发出的解释唐僧磨难的三重病源论：作为对他前世罪过的惩罚，作为对尘世的朝圣者坚忍力的考验，以及从西方取经高昂代价的例示”[7]。与玄奘的救赎相关，第九回也与贯穿整部小说的取经者主角的四位作为谪仙的唐僧徒弟的同样的主题共鸣。因此，在译文中，余国藩先生说自己“被说服了‘陈光蕊故事’对《西游记》整部小说的情节来说是基本的，尽管它不是最早的百回本中的一部分”（第一版，第1册，第21页）。
五位朝圣者的拯救主题与对《西游记》是部寓言小说的认识密切相关。《西游记》是部寓言小说是小说另一个重要的宗教问题，而对这一主题的认识在修订本中更为突出。关于《西游记》的寓言的来源，余先生主张“严肃的寓言因素来自中国宗教的多元融合主义”（修订本，第1册，第xiv页）。的确，他进一步论述道：“理解取经之旅包含了对五位取经人赎罪和拯救的意义，也就是承认小说中儒释道三教拯救苦难的意蕴”（修订本，第1册，第81页）。正是对三教合一的规模巨大的占用，使得《西游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之作。[8]小说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对心的制约，这一观念在儒释道三教中获得突出地位。以儒家来说，这是修身过程中基本的观念，也对许多儒家思想家来说是常识。孟子的“养心”“修心”概念，与《大学》中的“正心”“修身”一起，构成了新儒家正统的基石。[9]
而且，通过分析小说中玄奘由唐太宗这位人间最高统治者支持的使命以及玄奘对唐太宗和国家的忠诚，余国藩先生进一步展示了小说中的儒家寓言，因为玄奘所表达的情感“平正无误地落在历史上儒家教义的最耳熟能详的话语之中”（修订本，第1册，第59页）。最终，唐僧对佛陀立下的誓言和对人间帝王立下的誓言在这一取经使命中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正如余先生所观察到的：“生活在百回本小说中宗教合一思潮世界中的这样一个人物，似乎是个完美的儒家代表，至少就普罗大众所能想象的来说。”（修订本，第1册，第60—61页）
除了唐僧对皇帝的忠诚之外，余先生也发现了小说中加强了唐僧取经这一巨大使命的一个新的动机：“佛陀将佛经赐给东土蒙昧罪恶的中国人作为获得拯救的礼物的慈悲和智慧”（修订本，第1册，第55页）。这就是为何在小说中唐僧的使命总是通过观音慈悲的热情、传道的高效和幸运的关怀而得以促进。(https://www.daowen.com)
在余先生看来，《西游记》中大量的佛教材料赋予作品宗教意义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玄奘和他的徒弟的经历中所强调的是，需要通过受难而积累功德，这在流行的‘将功赎罪’这一观念中得到普及”[10]。结果，朝圣取经“变成了积累功德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补充并明确化了佛陀慈悲的主题”（修订本，第1册，第81页）。而且，五位取经人在旅途中的劫难，以这样一种模式包含了其他人类与非人类：“结局常常会增强佛教业报轮回的流行观念。”[11]
最后，修心的观念也在禅宗中获得了突出地位。在小说中很容易见到“不仅唐僧这位取经主角被显示出特别喜爱《心经》……而且小说本身也不断地参与到如此熟悉和方便的比喻如‘心猿’以及心与佛性之间无法或分的联系”[12]。
再回到修心问题。余先生引用了第八十五回孙悟空在谈到《心经》时所吟诵的颂子：“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准确地分析道：“然而，孙悟空为放大修心的意义和旅程象征性距离的意义而使用的作为偈颂的绝句，就我们所知，并非直接出自禅宗文献。它源自一部整合了禅宗观念和全真道教义的藏外道教文本。”（修订本，第1册，第68页）关于“心猿”（可以被看作是“心愿”这一语双关），余先生因此阐述道，“这一比喻性的词语本身以及对心的控制的需要，满足了佛教和全真道的论述话语”（修订本，第1册，第73页）。
过去三十年见证了余国藩先生对《西游记》中道教寓言重要性的日益增强的意识。用他的话来说，“针对于佛教的拯救或觉悟观念和儒家的正心学说，作者现在进一步标出成仙了道作为取经的独特的目的”[13]。这种道教指的是内丹修炼，全真道就以擅长内丹为特色。尽管有着不同的救世学说，全真道也全盘吸收了禅宗的理论与实践。在余国藩先生看来，《西游记》作者采用了内丹以构成其宗教寓言的一部分。这一道教内丹寓言在散布全书的唐僧弟子们自传式的自我介绍中最清楚地显示出来。而且，“这位中国小说作者也成功地将内丹静态的和神秘性的语言转化成情节的动态布局。这一复杂的对应系统不仅使得他能够以回目诗句中以及组织进小说结构中的许多韵文中的用典，就取经人的经验和行为进行评论，而且也以象征性的意义赋予他所描绘的特定地区的地理景观”[14]。因此，余先生总结道：“为取经人规定的宗教理想和行为，不亚于对其的奖赏，也表现了由‘全真佛道’所许诺的诸宗融合的道果。”（修订本，第1册，第80页）
为了解开这一寓言之谜，余国藩先生研究了绝大多数对诸宗教传统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小说中的《大藏经》《道藏》以及佛道藏外文献中可以确认的来源上的研究”（修订本，第1册，第x页）。在这方面，完成于1977年的余译第一版序言已开启了将《西游记》的韵散文片段（共5篇）追溯到道教文献的先河。自此以后，柳存仁、李安纲发现了小说中更多的道教引文。修订本成功地辨认出从《道藏》与藏外道书中抄入小说的总共23段引文，其中有许多几乎是一字不变抄入的（修订本，第1册，第43—51、68—69页，第521页注1）。通过列举、有时翻译或甚至全文翻印在序言以及相关章节的注脚中所有这些引文，余先生希望引起读者对道教寓言意义的注意，并打开一个具备了对宗教用典有所意识的诠释学新视域（hetmeneutical hotizon）。《西游记》作者并非在小说中机械地复制道教资料，而是“巧妙操纵出自《大藏经》《道藏》中选用的经书中的习语和术语”（修订本，第1册，第84页）。这一寓言的效果就是，除了作为一位觉悟的佛僧以外，“三藏身上所体现的现世的主角也更是一个这样的宗教求道者：他与此同时也在踏上成为道教修行者之路”（修订本，第1册，第94页）。小说中道教资料和典故的无所不在，可以至少诠释为针对小说文本佛教外衣的反讽：“《西游记》小说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反讽之上的：它不仅随意改变一位佛僧对其信仰根深蒂固的献身的历史记载，而且也通过从其他宗教传统中大规模占用语言符号这样的手段，转变了上述历史记载的意义”（修订本，第1册，第93页）。
以上对余国藩先生《西游记》研究成就的概述，当然可以在《修订本序》和余先生的其他研究论著中找到。但这种研究成果却更彻底地嵌入其宏大瑰丽的译文和令人生畏的注释中。作为学术翻译，余译本《西游记》以篇幅巨大的注释为特点，这些注释极大地加强了余先生对小说作为宗教寓言的诠释，并帮助读者理解其深刻的意义。除去序言不算，第一版总共有对译文的1084条注释，而修订本则有1053条注释。总起来说，修订本较第一版注释少，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第一版中原先的几条注现在被并进修订本的一条更长的注。有些第一版中原来的注现在被删去，或因为它们已在新的《修订本序》中得到透彻的处理，或因为有些注中的内容现在对有知识的读者来说已成了常识。然而，修订本注释中的一个方面却值得特别提出。修订本中许多注较第一版中相应的原注丰富得多，包含了更多典故、引文和来源。更重要的是，修订本中增加了148条新注，尽管总体上说修订本注释较第一版注释的数量少。修订本中注释篇幅共占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