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至此已经讨论了余国藩先生在对《西游记》的研究和翻译、确认小说基本的宗教意义和信息方面所作贡献的不同方面。接下来，我们将仔细检讨余先生对小说中某些叙事片段和宗教概念的翻译。但在我们进行这一讨论之前，我们要简要介绍一下余国藩先生对宗教与文学研究（study of teligion and litetatute）的关注与贡献，和他开始翻译《西游记》以及他大半生对之从事研究的语境。
贯穿他的学术生涯，余国藩先生证明了对宗教与文学如何互动以及在语言艺术中彼此如何交织特别敏感和关注。这种敏感和关注首先归因于他的学术训练，特别在宗教与文学研究学科方面的训练。但最终这种敏感和关注来自于他执着于深度诠释理解文学作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特别是那些尚未被仔细考察过的文学作品的文化和宗教意义。
早在1973年，在一篇在现代语言学会中西部大会比较文学专题组上宣读的论文中，余国藩先生呼吁进行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而在此论文中，余先生已经说明宗教在中国文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他所指出的：“中国文学的巨大领域深深地受到儒释道的强大力量所灌溉和滋养。”对会场中的西方听众，他提到了需要专家追随奥尔巴赫（Etich Auetbach，1892—1957）、罗伯逊（D.W.Robettson Jt.，1914—1992）、鲁格蒙（Denis de Rougemont，1906—1985）、特林考斯（Chatles Ttinkaus，1911—1999）、艾布拉姆斯（M.H.Abtams，1912—2015）这些学术大师的做法，因为这些杰出的大师级学者“在揭示西方宗教传统如何塑造、规范和转化某些时代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作出了持久的贡献”。他说这些努力是必要的，因为“漫长的中国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仍在等待着西方的审视和探索”[18]。
自从宣读了上述论文以后，贯穿这些年来，余国藩先生继续强烈呼吁学者关注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上面已提到的他1987年的论文《中国的宗教和文学》中，余先生写出了对中国宗教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中相当普遍。[19]在他对《西游记》的翻译中，余先生确定展现宗教含义，并指出其宗教信息，无论其是佛教、道教还是儒家。自从出版第一版第一册以来，他把所有这些工作看作是他的学术责任，并一直保持着全身心投入。同时，他也持续批评对《西游记》宗教特点的学术冷漠或缺乏敏感。我们知道，在《第一版序》中，余先生承认，由于小说的故事主线，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训练有素的读者都不可能忽视或否认小说中展示的佛教取经朝圣的主题。然而，他指出，“大多数现代对该小说的文学评论对弥漫全书的超俗的、神话的以及事实上的宗教的主题和修辞，却从未认真考察过其意义”（第一版，第1册，第33页）。尽管过去二十年情况有所改观，在2011年将其修订本送往出版社时，余先生依然注意到有必要批评性地反省对该小说的过分简单化的阅读和处理，而这种过分简单化的阅读和处理从民国初年起就在中国流行普及，影响不断。(https://www.daowen.com)
余先生多次引用的例子中，胡适就最具代表性。胡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多种方式被铭记和受到尊敬，他本人也是位包括《西游记》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家和先驱。但他对《西游记》的看法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虽然他看到了该小说是部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叙述结构绝佳的神话故事之作，胡适却拒绝承认小说有任何宗教意义。[20]他也否认小说中有任何宗教微言大义，并认为这些所谓“微言大义”是和尚、道士和儒生的捏造和幻想。相反，他宣称他对小说从事一种相当过分简单化的阅读，因为他说他只对小说的幽默和玩世不恭感兴趣。[21]多年来，直到今天，胡适对《西游记》的看法依然在对该小说的诠释方面有着持续的影响。与我们直接相关而且也既关涉《西游记》翻译又关涉小说的宗教问题的一个例子，正是亚瑟·卫里（Atthut Waley）著名的但却极度删节的《西游记》译本《猴子：吴承恩所著的中国民间小说》（Monkey：Folk Novel of China by Wu Ch’eng-en）。[22]
鉴于他的译本的副标题是“中国民间小说”以及他在自序中将《西游记》界定为“童话”（faity tale），卫里无疑像胡适一样不把《西游记》当作宗教寓言之作。[23]虽然他承认小说混合进多种文学和叙事因素如“民间传说、寓言、宗教、历史、鞭挞官僚的讽刺作品，以及纯粹的诗”，卫里选择将小说看成一部首要是“针对宗教”的讽刺之作，因为小说展现的作为故事嘲讽的对象的官僚“是来自于天上的圣者”。[24]卫里对《西游记》的这种解读与胡适的解读产生了密契的共鸣。[25]无怪当胡适为卫里《猴子》1943年的美国版撰写前言时，他说卫里的翻译使这部小说“摆脱了和尚、道士、儒生评点者的所有寓言诠释”[26]。换言之，讲述基本的宗教关怀、宗教奉献和宗教追求为原貌的《西游记》，通过卫里的翻译，变成了其中文本中原先的宗教观念和意义或被错误地变调，或被严重地简化，或实质上被完全抹去了的这样一个故事。
毫无疑问，余国藩先生完全不认同胡适和卫里以及那些直到今天依然追随他们的人。[27]作为宗教与文学研究的学者，余先生执着于尝试取得学术上的可理解性。正是这种执着使得他投入《西游记》翻译中。通过其翻译，余先生承担了结合了使读者重新熟悉小说的文本性和宗教基础这一效果的使命，而如余先生已论述的，这一宗教基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落实在道教上的。这些年来，他不懈的翻译和研究彻底颠覆了不愿意承认《西游记》中宗教寓言的那些人的辩护。众所周知，作为宗教文学的代表作，尽管《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向读者提供了谑趣、幽默和欢乐，但它是部复杂的作品。它包括宗教寓言在内的许多层面不同的互为交织的宗教意义和信息，甚至对有识读者来说，也并非容易把握。正是只有靠像余先生的翻译和诠释这样的学术著述，《西游记》所隐藏的意义及其宗教材料，才开始让读者和学者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