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为一部宗教寓言，《西游记》有自我运作的方式。在小说中，远在提及玄奘取经的第八回以及随后开始取经之旅的第十三回（玄奘在小说第九回才被推出）之前，小说，事实上从第一回一开始，就宣布孙悟空作为人物角色将开始寓言之旅和道教之旅。而这一旅程，最终证明，既与小说中的佛教朝圣同步，而又同时与之迥异。
在《西游记》译本中，余国藩先生以其翻译和注释来向读者揭示出这一特殊的叙述顺序安排。换言之，通过余先生的翻译和编辑，小说中与佛教取经朝圣并驾齐驱的道教丹道修行寓言得以清晰呈现。这就是小说情节发展所在。在第一回，石猴因为率花果山群猴进水帘洞安身栖息，得群猴拱伏，拜为猴王。此事之后马上就有“有诗为证”的证词。此证诗的第二联作“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美猴王不仅被宣布为整部小说的主角，他也被描绘为一个将在小说中有其自己寓言故事的道教入门弟子。在第一回和第二回中，作者反复和不容置疑地提醒读者，美猴王成为须菩提祖师的弟子，其原因和目的正是访道学仙、长生不老——对一个道士来说的极致道术和终极目标。顺便说一下，值得提到的是，最终向孙悟空传授包括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云在内的长生秘诀和诸般道术的须菩提，并非道教法师而是佛教高僧。以“善解空义”“解空第一”著称，须菩提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
与上引联句一起，小说叙述者指出，这一故事将使美猴王在小说中扮演主要角色。也就是说，伴随着石猴产自石卵即所谓“借卵化猴”和称号大王的“假他名姓”，美猴王将搬演出“大道”如何完成、金丹如何炼就。虽然大道和金丹的精确意义还有待于在小说中逐步展开，余国藩先生看到了这里“借”和“假”这两个术语的重要性。当然它们用在这一联中首要的意思皆是“借”。在对“假名”（loanname）的长篇幅注释中，余先生详细阐述了该词的模棱两可性和意蕴。在枚举了佛教和道教中“假”（loan）字“借、假装、假定（认为）、假设”的诸可能意思之后，余先生进一步指出，“假名”意味着“借来之名”，也因此指“假的、暂时的或不真实之名”。然后，他将之联系到如下佛教和道教教义：“‘假’能够提供恰到好处的手段以思考‘真’，因为虚幻或现象可以显现和教授才是真。”他总结道，“假名”不仅特别与“道家/道教语言符号哲学及其对象征、转义、譬喻的大幅利用”产生共鸣，而且“在文学意义上，也是‘小说’一词的神乎其神的同义语”（修订本，第1册，第507页注11）。换言之，即将给予美猴王的假借之名，是小说给予读者的有关美猴王在小说中的故事将被描写成寓言的少数几个预兆之一。
这一观察在余国藩先生对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车迟国故事的道教寓言的讨论中进一步得到深化。在引用了收入《道藏》的道经《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内义》中的《体象阴阳升降图》这示意图后，余先生揭示了其意义：“左边的两个汉字是‘譬喻’，经常被翻译成‘隐喻’，但这一术语可以指类比的象征（analogous symbolism）”（修订本，第1册，第92页）。余先生进一步解释了“譬喻”（analogous symbolism）的概念：
道士们自己展示出其精致的意识，这就是他们诉诸地貌上和丹房里的物事以描述外丹和内丹的材料和方法。以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简洁性，十二世纪周无所的著作《金丹直指》宣称：“炉鼎以身譬之，药物以心中之宝喻之。”(https://www.daowen.com)
施舟人（Ktistofet Schippet）和傅飞岚（Ftanciscus Vetellen）在其《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A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中介绍的上述作为地貌的人体示意图，带有“譬喻”这一标识。在这里上下文中的关键词当然是“譬”，意思是“告”、比拟（to liken）、比较（to compate）、以图说明（to illusttate），或假定（to suppose），在现代用法里，它经常被翻译成明喻或隐喻。历史上来看，该词在中国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扮演了持久的和重大之极的角色，从许慎所总结出来的汉字六书之一的“取譬”，到通过与中古佛教的交流而设定的对大乘佛教一切经教十二部经第八类“譬喻”的译名，再到出现在中国世俗或宗教作者所著修辞学著作的数以万计的书名中，最后到甚至来中国的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有关比拟的神学著述。一个穿越几个世纪以来有关该词丰富的启发性的被忽视的例子，发生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开头：“《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对理解中国小说来说，这一对譬喻表现的如此精辟的断言，其发人深省的含义，尚未被领会。（修订本，第1册，第91—93页）
上述对《红楼梦》这另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杰作的引证，与我们这里关系密不可分。余国藩先生也撰著了同样影响巨大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team of the Red Chambet）一书。余先生论述道，《红楼梦》的核心就是对情欲的叙述。情欲塑造了小说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效果。而就小说中同样重要的宗教寓言——这里指佛教，余先生指出，“对佛教真实观的确认仅仅是《红楼梦》的一个方面。只感受这一确认会漏掉曹雪芹艺术创造的一个更深的方面，即作者如何成功地将人生如梦的观念转化成一个他不断地用以挑战读者真实感的精致而又强有力的小说理论。”[28]换句话说，关键是针对历史权威和阅读中参照系统偏见的小说创作。
沿着同样的思路，余国藩先生阐明了《西游记》中宗教寓言的问题：“最后，我们准备好了去看宗教与文学如何在创作取经这一小说上结合在一起，而没有一点教训或传教的痕迹。《西游记》的小说构成是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反讽之上的；它逼近随意更改了对一位佛僧对其信仰根深蒂固的奉献行为，而且通过以大规模从其他宗教传统借用语言符号的方式，也改变了该佛僧奉献的意义。这一小说创作之举可以比拟为遍查《古兰经》中的概念和术语，而炮制一部新的弥尔顿的《失乐园》或一部新的但丁《神曲》！”（修订本，第1册，第93页）[29]
具体来说，从佛教的观点，《西游记》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佛教因果报应和赎罪或觉悟的故事。余国藩先生认为，因果报应向小说既提供了一个拯救框架，也提供了一个文学框架。小说以心的辩证的提升和放逐为其中心主题，以组成叙述结构和推进人物描写。而按照小说中道教寓言的角度，道教因素不仅仅在对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引导评价时发挥了作用；它们也在推进叙述行动本身的同时，经常服务于呈现取经人彼此间的真实性质，并帮助决定它们的基本关系。通过赋予唐僧四个超自然弟子——其中三个是通过道教内丹修炼得道成仙的，小说作者用道教给了一部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小说杰作以形式和内在统一性。有关内丹，余先生指出，这一主题在《西游记》的形成过程中构成了小说的一个特殊的方面；用他的话说：“如同《神曲》作者但丁，这位中国作者也成功地将内丹静态的、神秘的语言转化成动态的情节布局。”[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