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经术背景下对诗道的申张
朱明王朝建立之初，即以“崇儒重道”作为治政的基本方略，本乎此，太祖朱元璋将科举取士制度纳入重点改造之列，作为演绎儒家文化精神的一条重要途径，经术的地位得以凸显，士子的教育与科试惟以此为重。靳贵《会试录后序》即指出：“我太祖高皇帝之有天下，首表章六经，使圣贤修齐治平之道，一旦大明于世，学校非此不以教，科目非此不以取，凡词赋一切不根之说，悉屏不用。”[6]洪武三年五月，下设科取士之诏，以为：“汉、唐及宋科举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词章之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之官，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所得资品或居贡士之上，其怀材抱道之贤，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起，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说明改革科举制度势在必行，以故朱元璋提出取士的基本准则，乃“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7]。就此，特别是其重以经术造士，根本之目的，则在于加强对士人道德修养的要求，以整肃社会意识形态。在“黜词赋而进经义，略他途而重儒术”[8]的科举改革举措下，经术的地位得以充分彰显，并直接对包括诗歌在内的“词章之学”造成正面冲击。
在经术盛行的情势下，诗歌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受到挤压的局面也令此际吴中文士深切感受到了。杨循吉《遥溪吟稿序》议及：“古者太师掌乐，按诗而弦歌之，故诗用之邦国神人而实谱乎八音者也。自圣笔辍删，风雅道歇，一变而骚，再变而赋，又变而五七言，若篆籀之为真草，愈趋简便。而后世诗之极矣，若然宜其易为。而近时工者益少，何哉？经术兴，诗赋革，利不在为故也。”[9]在他看来，诗赋在“近时”的衰落，不合乎其自古以至后世不断演进的发展逻辑，经术的兴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一“兴”一“革”的背后潜伏着利益的考量，相较于经术，诗赋在士人科举仕进中因缺少实用价值，不为时人所重，势在必然。在这一问题上，文徵明则似乎更为敏感，多有议论。他在《凤峰子诗序》中就指出：
我国家以明经取士。士之有志饬名者，莫不刺经括帖，剽猎旧闻，求有以合有司之尺度；而诗非所急也。既仕有司，则米盐法比，各有攸司，簿领勾稽，每多困塞。自非闲曹散秩，在道山清峻之地，鲜复言诗，而实亦有不复言者。而近时适道之士，游心高远，标示玄朴。谓文章小技，足为道病，绝口不复言诗。高视诞言，持其所谓性命之说，号诸人人。谓：“道有至要，守是足矣；而奚以诗为？”夫文所以载道，诗固文之精也，皆所以学也。学道者既谓不足为，而守官者又有所不暇为，诗之道日以不竞，良以是夫！[10]据他所言，除了“守官者”多为宦务所困，鲜少言诗，那些“学道者”和为博取功名而专注经术的士子，则以诗不足为或视之不急之务，这是造成诗道日趋沦落的主要根源。应该说，文徵明上述对于诗道日衰原因的检讨是多面的，而其中从科举取士的角度来加以察识，作为吴中文士的文氏显然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士人文化行为与成就的影响深刻，其时指责科试之弊、时文之陋多有之，而吴中地区科举甚盛，同时批评科试时文尤为激烈。[11]如祝允明屡次参加会试不第，决意放弃，其友施儒为之劝试，祝允明则作书婉拒并解释弃试的理由，声称：“缘夫道以时迁，事以势异，审而从违，乃可称智。天下之务，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无方，得之而不易行，则竟亦空耳，何以徒劳为哉？求甲科之方，所业是也。今仆于是诚不能矣。漫读程文，味若咀蜡，拈笔试为，手若操棘，则安能与诸英角逐乎？挟良货而往者，纷纭之场，恒十失九，况枵槖钝手，本无所持，乌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后定也。又况年往气瘁，支体易疲，寒辰促晷，安能任此剧劳哉？窗几摹制，尤恐弗协时格，矧于苟且求毕，宁能起观？劳而罔功，何必强勉？此所谓求之之无方也。故求而弗得，弗若弗求，借使以幸得之，尤患行之不易。”[12]祝允明之所以最终放弃科举考试，固然和他屡试不第、心念灰冷有关，但对科试时文的排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他以为，科举之业“从隋唐以至乎杪宋，则极靡矣”，科举之文至晚宋已是“至为獧浇”，然相比起来，“近时”时文则“愈益空歉”，“至于蕉萃萎槁，如不衣之男，不饰之女，甚若纸花土兽而更素之，无复气彩骨毛”[13]。以文徵明而言，其在早年即“尤好为古文词”，当时杨循吉、祝允明“俱以古文鸣”，文氏遂“与之上下其议论”[14]。他在后来致王鏊的《上守谿先生书》中，则谈及自己起初为博取功名不得不习时文的经历，倾吐了鄙薄科试“程式之文”和喜好古文词的心向：“而某亦以亲命选隶学官，于是有文法之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而中心窃鄙焉。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自然，文徵明这一偏爱古文词的趣尚难以获得世俗的认同，以至“一时曹耦莫不非笑之，以为狂；其不以为狂者，则以为矫、为迂”，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心向，所以当人劝说“以子之才，为程文无难者，盍精于是？俟他日得隽，为古文非晚”时，他则执着表示：“盖程试之文有工拙，而人之性有能有不能。苟必求精诣，则鲁钝之资，无复是望。就而观之，今之得隽者，不皆然也，是殆有命焉。苟为无命，终身不第，则亦将终身不得为古文，岂不负哉？”于是“排众议，为之不顾”[15]。文徵明对包括古文诗歌的古文词的喜好，以及对“程试之文”的鄙夷，不可避免地使得他面向“明经取士”制度下造成的士人“刺经括帖，剽猎旧闻”而轻忽诗道的局面，产生强烈的疑惑和焦虑。
追究起来，崇尚经术的背后，实际上统摄着“先道德而后文辞”[16]这种重道德实用而轻文辞技艺的基本理念，指向如朱元璋所要求的“尊正学”“抑浮诡”[17]的根本目的。如果说，文徵明如上对专注经术而轻忽诗道时风的质疑多少还包含某些深刻性的话，那么，这种深刻性表现在它并非单纯出于自身阅读及创作的趣味去辨别古文词和时文的优劣，而是同时指涉不以“道德”忽略“文辞”、意在维护后者之合理地位的问题。文徵明《东潭集叙》指出：
惟我国家以经学取士，士苟有志用世，方追章琢句，规然图合有司之尺度，而一不敢言诗。既仕有官，则米盐法比，各有攸司，簿领章程，日以困塞。非在道山清峻之地，鲜复言诗；而实亦有不暇言者。近时学者日益高明，方以明道为事，以体用知行为要，切谓摅词发藻，足为道病，苟事乎此，凡持身出政，悉皆错冗猥俚，而吾道日以不竞。此岂独不暇言，盖有不足言者。呜呼！先王之教，所为一道德，同风俗，果如是哉？……君不卑冗散，所至职办，而不废吟讽。既多懋树，又不失令名，若是则诗之为用，适足以为吏政之饰，而繁词害道，支言离德，有不足言矣。今之为是言者，良由其卫道之深，而不知语言文字，固道之所在，有不可偏废者。是故文章之华，足以润身；政事之良，可以及物。古人学士，以吏最称者不少；而名世大儒，亦未尝不留意于声音风雅之间也。[18](https://www.daowen.com)
上文的前半部分，近于前引作者在《凤峰子诗序》中所述，检省诗道不振而源自科考之士鲜少言诗、为官者和学道者不暇或不足为的主要原因；后半部分则进一步引申开去，阐释“道德”与“文辞”之间的关系，前者又以“道”代称之，后者指向包括诗歌在内的“语言文字”，说到底，其涉及“文”与“道”或“艺”与“道”的议题。儒家传统的文道关系说，多在主张文道一元的基础上，突出“道”的统摄、主导地位，以及“文”或“艺”敷扬“道”的附属作用。宋濂在《文原》中即声称，“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强调他的“文”之概念“非专指乎辞翰之文也”，是以指出，“予复悲世之为文者，不知其故，颇能操觚遣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19]。这也一如他在《文说》中所言，“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20]，明确“文”以明“道”的职责及内涵。彭时《刘忠愍公文集序》则提出：“盖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附之，必有以辅世明教，然后为文之至。实不足而工于言，言虽工，非至文也。彼无其实而强言者，窃窃然以靡丽为能，以艰涩怪僻为古，务悦人之耳目，而无一言几乎道，是不惟无补于世，且有害焉，奚足以为文哉！”[21]以此说明“文辞”之“艺”从属于“道”的依附关系，申戒徒工于“艺”而无助于“道”。相较之下，文徵明的以上阐论不尽相同，虽然他指出的“语言文字”“固道之所在”的说法，似乎更多在重述文道一元之论，但它阐析的重心有所偏移，乃主要针对“繁词害道，支言离德”的“卫道”之见，强调“语言文字”之“不可偏废”，“文辞”不因“道德”而自我沦失，包括诗歌的自身价值及其存在的合理空间。这一立场，同样见之于文徵明在《晦庵诗话序》中的一番表述：
子朱子之学，以明理为事，诗非其所好也。而其所为论诗，则固诗人之言也。……夫自朱氏之学行世，学者动以根本之论，劫持士习。谓六经之外，非复有益，一涉词章，便为道病。言之者自以为是，而听之者不敢以为非。虽当时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学非出于正，而有“悔却从前业小诗”之语。沿讹踵敝，至于今，渐不可革。呜呼，其亦甚矣！说者往往归咎朱氏，而不知朱氏未始不言诗也。[22]
即使是以“明理为事”的朱熹，也“未始不言诗”，而有“诗人之言”，以文徵明之见，这当然是“名世大儒”同样“未尝不留意于声音风雅之间”的典型例证。如此，要在驳正在朱氏之学浸染下以崇经明道自负的“学者”鄙薄“词章”之论，阐明“词章”无害于“道”的基本原理。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是非问题由于特别受到“学者”的误导，已深入波及诗坛，“沿讹踵敝”以至于“渐不可革”，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戒。
总之，对于文徵明来说，投入举业的经历和对古文词的热衷，使他敏感意识到尤其在崇尚经术的氛围中业诗者面临的沉重压力，以及诗道日趋逼仄的窘境，这也多少折射出处于科举繁盛地区的吴中文士对明初以来重以经术造士的科试体制的些许反思。不仅如此，透过文徵明申张诗道的诉求，同时可以看到支撑其中的对“道德”与“文辞”关系的自我理解，特别是他批评学道之士视“词章”或“语言文字”足为“道病”，更明显表达了这一立场，由此也正反映出他在维护诗道问题上所作的更深一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