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源流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源流

诚如清代章学诚(1738—1801)《校雠通义》卷一《藏书第九》引宋代郑樵(1104—1162)语所云:“性命之书,往往出于道藏;小说之书,往往出于释藏。”[6]《阳羡书生》确实源自佛经故事。唐代段成式(?—863)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其《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部引释氏《譬喻经》故事“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后云:“余以为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段成式所引释氏《譬喻经》故事,即旧署吴康僧会(?—280)译[7]的《旧杂譬喻经》卷上《王赦宫中喻》,其中述梵志作术吐壶,壶中有女子,女子复作术吐壶,壶中有男子故事[8],应为《阳羡书生》之所本。

昔有国王,持妇女急。正夫人谓太子:“我为汝母,生不见国中,欲一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则听。太子自为御车出,群臣于道路奉迎为拜。夫人出其手开帐,令人得见之。太子见女人而如是,便诈腹痛而还。夫人言:“我无相甚矣!”

太子自念:“我母尚如此,何况余乎?”夜便委国去,入山中游观。

时道旁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男一)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一吐),壶中有女人(女一),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二吐),壶中有年少男子(男二),复与共卧。已,便吞壶(一吞)。须臾,梵志起,复内妇着壶中,吞之(二吞)。已,作杖而去。

太子归国,白王,请道人及诸臣下,持作三人食,着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耳。”太子曰:“道人当出妇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妇。太子谓妇:“当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

王问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欲观国中,我为御车,母出手令人见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诈腹痛还。入山,见是道人藏妇腹中,当有奸。如是,女人奸不可绝。愿大王赦宫中,自在行来。”王则敕后宫中,其欲行者,从志也。(https://www.daowen.com)

师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可以看到,《王赦宫中喻》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印度,主角是太子与梵志(道人[9]);其中已具备男女依次吞吐(以壶为容器)这一基本情节;吞吐的次数则是各两次,依次是男一吐壶一,壶一出女一;女一吐壶二,壶二出男二;壶二纳男二,女一吞壶二;壶一纳女一,男一吞壶一;有关的人物一共是三个;女一、男二均出入于壶中,人物不更小,壶不更大;[10]由此引发的教训是“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然而在《阳羡书生》百来年前,有晋末荀氏《灵鬼志》的《外国道人》故事(四五世纪之交),[11]先受《王赦宫中喻》的影响: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男一)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术,师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暂寄君担上。”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云:“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厝耶?”其答云:“若见许,正欲入笼子中。”笼不便,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中,便是神人也。”下担,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

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出饮食器物罗列,肴膳丰賟亦办,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出一女子(一吐),年二十许(女一),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二吐,男二),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其妇便以外夫内口中(一吞)。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二吞),次及食器物。

相较《王赦宫中喻》,《外国道人》保留了发生在路旁树下、男女依次吞吐、一共三个人物的基本情节,同时也作了若干的变化与改动。《外国道人》的主角为“外国道人”(应是从《王赦宫中喻》中的“道人”而来,以中国立场而加上“外国”定语),[12]但印度太子变成了中国担人,故事地点也改换到了中国,时间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从《王赦宫中喻》的纯外国,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其主题仍是“天下不可信,女人也”,但已弱化,不作明言;外国道人神通更为广大,既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也能吞吐肴膳丰賟的饮食器物(这个细节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增加了对于女一衣裳容貌的描写;又省去了两只壶,[13]从人口中直接吐出人来,减少了读者的理解难度(原先以壶为容器确实有点累赘);同时,作为壶的替代,甚或是变形,增加了一只小笼,让道人进入笼中,来表演他的奇术,并反复强调笼人比例的奇特,“笼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这种奇术靠原先的壶是很难表演的(类似“暗箱操作”),而换成笼则可以让读者直观地看到(所谓“公开透明”);增加了担人与道人就此的对话,暗示了其对中国读者的冲击力。总之,可以看到小说趣味增加了,而教训意味则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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