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变
相较《王赦宫中喻》和《外国道人》，《阳羡书生》进一步中国化了：地点明确定为阳羡、绥安[14]；时间同样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15]；无名担人变为官人许彦，外国道人变为中国书生[16]，佛教色彩变为儒教色彩；道具小笼变为鹅笼（让人想起王羲之的爱鹅传说，他与许彦几乎是同时代人）。[17]
《外国道人》新增的一些有趣细节，比如求寄笼中、笼人比例、变出佳肴、女子美貌等，为《阳羡书生》所承袭，而后者的描写则更为细腻了。如书生进了鹅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加写了鹅们的反应（鹅本来易惊，不惊则异常[18]），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让故事有趣不少，让人佩服作者的细心。《王赦宫中喻》只作“出饮食”，《外国道人》加写为“器物罗列，肴膳丰腆”，至《阳羡书生》则更是夸张为“海陆珍馐，方丈盈前”，“气味香旨，世所罕见”，凸显了中国人爱美食的特点，流露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尤其是还点出“其器皿皆铜物”（当时是比较贵重的食器吧），既加深了读者对美食的印象，也为最后那只铜盘埋了伏笔。女一背叛男一，吐出男二，男二背叛女一，吐出女二，原先吐了也就吐了，现在解释了情由：“虽与书生结要，而实怀怨。”“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于是读者减轻了对背叛者的反感，觉得他们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为小说主题的重要改变做了铺垫；况且对于女一、男二的外貌神情都有正面描写，足以增添读者对他们的同情心和印象分。此外还有让人捏了把汗的惊险情节：“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说明小说作者很会吊读者的胃口。笼人比例虽承自《外国道人》，但外国道人不出笼，中国书生出笼了，其好处是现场感、参与感更强了，且避免了《外国道人》的重复描写，即“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而使读者得以全神贯注于人物的吞吐，这是为小说主题的重要改变服务的。[19]
《王赦宫中喻》中的男女都没有年纪；到了《外国道人》，男一还是没有年纪，但女一是“二十许”，男二是“年少丈夫”，有了大致的年纪；到了《阳羡书生》，更是每个人物都有了明确的年纪，而且还错落有致，各不相同：男一“十七八”，女一“十五六”，男二“二十三四”，女二“二十许”。喜欢在小说中引入明确的时间标志，明白介绍出场人物的年纪，这是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特征，来自中国的史学传统，尤其是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及正史中的本纪等的影响。[20]《阳羡书生》得风气之先，在这方面很典型也很中国。[21]
《王赦宫中喻》中的太子只是旁观者，没有参与梵志的活动；《外国道人》里的担人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阳羡书生》继承了《外国道人》，许彦也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不过相较《外国道人》里担人的啰嗦，看起来好像只会说一个“善”字的许彦（整个故事里他一共只说了四个“善”字），其实反而留给读者以更多的想象（就像中国画的讲究“留白”手法，中国文章的追求“言外之意”）。[22]而且，担人只是惊讶于道人的入笼，而许彦则是呼应着人物的吞吐，可见《阳羡书生》立意重心之所在，已从笼人比例转向了人物关系。其实作者正是通过许彦的眼光，观察并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却无意于对人物言行作道德评判。相对于愤世嫉俗的印度太子，大惊小怪的中国担人，许彦的态度明显宽容中立。对于当事人的保密要求，他也做到了守口如瓶。他似乎是在表示：“知道了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这就是生活！”[23]而这同时也正反映了作者的倾向性，也为小说主题的重要改变做了铺垫。(https://www.daowen.com)
此外，许彦竟然还有了官职——“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他不仅做了书生的证人，自己也添了一个证人，即“侍中张散”。两个实实在在的官人，他们传承下来的故事，不由读者不信以为真。况且他们手上还有那只大铜盘，其传承脉络清楚，先由书生送给许彦，后由许彦送给张散，作者又宛如亲眼目睹（尺寸明确，上有题铭），那可是最有力的证物，为《王赦宫中喻》《外国道人》所无，绝非画蛇添足的闲笔。人证、物证俱全，故事的真实性，还有谁敢怀疑呢？
就像这样，具体的人名、地名、时间、年龄，以及言之凿凿的讲述者、见证者，加上最后那只尺寸明确、上有题铭的铜盘，使此小说带上了中国史传的实证色彩。[24]佛经故事丰富的想象力与中国史传的实证色彩相结合，催生了《阳羡书生》这样的文言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由此正式登上了文学史的舞台。
但以上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如果与下面这一点相比。《阳羡书生》最为重要的新变，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改变，是增加了女二这“第四个人”！即让女一口中吐出的男二，又偷偷地吐出女二来！由此小说主题全变了，从“天下不可信，女人也”，变为揭示男女间的互不信任，更进一步地，揭示人际关系的不可靠性。[25]这样，不仅小说更为诡异离奇，主题更为复杂多歧，而且也具有了现代意义。作者推陈出新，点石成金，增加了“第四个人”，这是《阳羡书生》的最大亮点，也是中国小说从佛经故事独立的象征，更是其永不过时的现代性的来源。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部引《阳羡书生》，是现知最早指出该小说与佛经故事关系的，但他未能看出人数有三个或四个之别，以及这种区别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其所引该小说本身，也仅至“二吐”“男二”而止，而没有“三吐”“女二”情节，亦即并未出现“第四个人”，以致显不出小说结构的创新，而陈因于此前的佛经故事。段成式之所以省略了“第四个人”，可能是嫌吐来吐去情节过于“重复”，却也正说明他于“第四个人”并无感觉。后来，如清代蒋超伯《南漘楛语》卷六《梵志》引佛经故事云：“即吴均记鹅笼书生之蓝本也。”一直到鲁迅、钱锺书等现代学者，好像大都只关心《阳羡书生》的蓝本，却并没有注意到“第四个人”的出现，也没能看出这一改变的革命性意义。[26]即使是后代的模拟之作，于此似乎也未达一间。[27]另外，男女间的互不信任，人际关系的不可靠性，要揭示这些主题，至“第四个人”已经足够，不需要第五个乃至更多的人了。[28]所以，《阳羡书生》的四个角色，三吐三吞，乃是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体现了作者吴均的匠心，而绝非简单地模仿佛经故事。[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