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7月21日，星期六
（再评曼佐尼小说）
今晚去歌德家，进屋时发现他正在读曼佐尼的小说。
“我已经读第三卷，”他说，同时把书放到了旁边，“而且又有了许多新想法。你知道亚里斯多德在论悲剧时说过，一部好的悲剧作品必须引起恐惧。然而这个说法却不只适用于悲剧，也应该适用于一些其他体裁的文学。你在我的《神与舞妓》中可以得到证明，你在每一出成功的喜剧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就在剧情的纠缠不清中，是的，甚至在《七个穿军装的少女》[49]里，我们就因为始终不知道这几个小家伙的胡闹将如何收场而感到恐惧。恐惧可以有两种性质：要么表现为惧怕，要么表现为担忧。当我们看见一种道德灾难向书中人物袭来，并在他们头顶上扩散开的时候，我们胸中就会涌起后一种情感，例如在我的小说《亲和力》里就会为主人公担忧。而当剧中人物面临着身体的威胁时，读者或者观众就会感到害怕，例如在《苦役船上的奴隶》和《自由射手》里就是这样；是的，在《狼谷》一场甚至已不止于惧怕，演到后来简直叫目睹那场面的观众无不魂飞魄散。现在曼佐尼也利用这种惧怕[50]，而且用得很成功，他的办法是将其消解稀释为感动，通过感动把我们引向钦佩。惧怕是物质性的，每个读者心里都会产生；钦佩却源于认识，即认识到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精于应对，无懈可击，也只有行家，才会因有了这种感觉而无比欣悦。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美学观？要是我年轻一点，我就会照此理论写一点东西，即使不是像曼佐尼这样的巨著。
“我真的盼望《地球》的编辑先生们会对这部小说发表点高见；他们足够机灵，看得出它的不同凡响；还有，这部作品总的倾向也正中自由主义者们的下怀，尽管曼佐尼表现得非常克制含蓄。不过呢，法国人看一部作品很少像我们似的倾向鲜明，爱就是爱；他们懒于设身处地体察作者的情感，而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不合他们意的就统统是作者的败笔。”
随后歌德给我复述了小说的几个段落，以便我尝试一下它所体现的创作精神。他继续说：
“曼佐尼的成功归功于四件事。首先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因此他的创作风格极为端庄和坚实，这就使他这部作品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所有通常所理解的小说。二是信奉基督教使他获益匪浅，由此产生出了许多富有诗意的场景，可他要是个新教徒就不会有此收获了。三是作者在充满斗争摩擦的革命年代吃过许多苦，即使他本人未曾卷入斗争摩擦的漩涡，他的一些朋友却成了斗争的靶子，部分人甚至遭到了毁灭。最后对这部小说有利的是，故事情节发生在风光迷人的科莫湖湖滨，诗人的脑子里从小就铭刻着对这个地区的印象，也就是说对它已经烂熟于心。因此也就有了小说的主要成功之处，就是富有地方风情的描写明晰细腻，令人叫绝。”
（钟情历史研究有碍曼佐尼和席勒的创作）
今晚快八点的时候去歌德府上打听他在不在，回答是他还没有从花园别墅回来。我于是去迎接他，发现他正坐在公园中菩提树荫下的一张长椅上，身边坐着他的孙儿沃尔夫冈。(https://www.daowen.com)
歌德看样子挺高兴我来了，招手示意我在他身旁坐下。我俩没有寒暄两句，谈话马上转到了曼佐尼。歌德说：
“我最近不是告诉你，身为历史学家对咱们的诗人写这部小说很有帮助，可现在读到第三卷，却发现历史学家坏了诗人的事，因为曼佐尼先生突然脱掉诗人的袍子，有好一阵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历史学家啦。具体讲是在描写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时候；这些东西本来已经令人讨厌，现在再经干巴巴的编年史似的繁琐细节描写，就更叫人受不了哦。德语译者有必要设法去除这个错误，有必要缩减战争描写的一大部分，瘟疫描写的三分之二，只留下为交代清楚人物的关系所必需的那么多。曼佐尼身边要是有个朋友给他提建议，这样的错误原本很容易避免。可身为历史学家，他太敬畏现实。这对他的戏剧创作已带来麻烦，可他想办法解决了，用注释交代多余的历史素材。可在眼下这部小说里他却无计可施，没法割舍掉丰富的历史材料。这可就怪了。然而一当人物重新登场，诗人又开始大放异彩，迫使我们又不得不一如既往地对他表示叹服。”
我们站起身，漫步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叫人简直没法理解，”歌德继续说，“像曼佐尼这样一位诗人，能够做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完美布局，怎么可能违反文学创作的规律，哪怕只有一秒钟。然而事情就这么简单，事实就是事实。
“曼佐尼天生是个诗人，就跟席勒一样。然而我们的时代太糟糕了，诗人不再有其他有用的天赋，足以适应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为了奋发有为，席勒采取了两个辅助手段：哲学和历史；曼佐尼仅有历史。席勒的《华伦施坦》如此伟大，不可能再有堪与比肩的作品；但是你会发现，正是那两大辅助手段，在剧中的不少地方挡了道，妨碍了纯粹的诗意发挥。曼佐尼呢吃亏就在历史的比重太大。”
“阁下的意见太重要了，”我接过话头，“真是荣幸，能聆听您这一席话。”
“曼佐尼启发我们产生了这些有益的想法，”歌德说。
他原想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时缪勒首相已从歌德府邸花园的门边上迎过来，谈话遂告终止。我们见到他挺高兴，他便参加进来，和我一起陪歌德登上狭窄的楼梯，穿过朱诺胸像陈列室，走进狭长的客厅，室内已经放下窗帘，靠窗的桌子上有两支蜡烛吐放光明。我们围着桌子坐下，随后歌德跟首相谈起了其他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