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教师道德思想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产生极大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著名教育家，是汉代教育的“立法者”。在教育上，他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一是设学养士为朝廷培养人才，他提出设立太学培养贤士和进行教化工作；二是“选士”“贡贤”，选拔人才，即从民间推举人才；三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和“六经”作为文化教育上的“独尊”。这些政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保证政权的长久安宁，为中国封建社会文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1）董仲舒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把教育视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关键。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他继承了儒家关于用人的本性来说明教育作用的思想，中和孟子和荀子“性善”与“性恶”的观点，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向恶两种可能，教育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他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对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现德治和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一方面，董仲舒认为教育是关系到治国安民的大事，是影响国之兴衰的重要因素。教育的目的就是“化民成性”，他说：“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春秋繁露·郊祭》），强调教育的治世与化民作用。另一方面，他也重视教育对于个性形成的巨大意义，他认为“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绾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这个比喻是说，善是人为的，人的个性的善只有通过人为教育后，才能成为善。
（2）董仲舒认为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在向汉武帝奏议关于设太学养士的规划中，首先提出了“置明师”的建议。他心目中的“明师”就是能够通经致用的儒师或儒学博士。他要求这些“明师”要善于对学生勤加考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以便培养治国安邦的儒学英才。对于“明师”，董仲舒认为要具备诸多道德教育与修养之方。首先，要“明道”。“明道”就是要求对道德要有明确的认知，并能成为自身的自觉行为。他所要求的理想人物，就是要合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的标准，即强调道德而反对功利。这一观点对后代学者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如宋代朱熹曾将此条作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内容之一。其次，结合“明道”提出了“重志”“强勉行道”。“重志”就是要注重道德意志的培养与修炼；“强勉行道”则是讲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道”与“义”上，而是要积极践行“强勉行道”。再次，提出“必仁且智”“进善诛恶”。所谓“必仁且智”，是要注重德育与智育相结合，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曾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要求用智育来辅助德育而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他反对那种“仁而不知”或“知而不仁”的片面观点，强调德与智相辅相成。所谓“进善诛恶”，是讲人要在“明道”过程中，“修身审己，明善心以返道者也”，达到“兴善去恶”“改过迁善”之目的。最后，他提倡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且具有“内视反听”的能力。这就是要求教师要经常“自省”，要“湛思而自省悟以返道”（《春秋繁露·玉杯》）。
（3）董仲舒还特别提出“善为师”的问题。他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这就是要求教师必须敬重为师育才之道，对学生的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要适时、适度和适量；了解学生的情况并引导他们达到更高的造诣，使他们能够轻快地前进而获得成绩。这样就达到了教师“圣化”的程度。董仲舒实际上提出了教师要具有教书育人的职责，即要能做到“既美其道，有慎其行”，要注意发挥学生的才能，使教学变成易于接受、富于启发性的过程。(https://www.daowen.com)
（4）董仲舒主张在教学中要“湛思审微”“闻博知明”。他认为，学习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与研讨，要在教学中积极实践。他曾举例说：“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春秋繁露·仁义法》）这是说学习必须要下功夫，如同吃饭要经过咀嚼、消化、吸收一样，学习要深思熟虑和认真研讨才行。他提倡学习要“湛思”“察微”。所谓“湛思”，就是要专心致志；所谓“察微”，就是要细致钻研。这样才能在学业上有所得，有所进步，有所成就。
对于教师，董仲舒提倡“强勉学问，闻博知明”，要求“不知则问，不能则学”，想要教好学生，首先就要自身学好，他提出：“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提倡“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
（5）董仲舒还认为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他说：“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为人师者可无慎邪！”这就是要求教师在自己的言行上要严守儒者之道，谨防其他杂说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教师应该成为维护儒学之道并培养人才的优秀人师。
董仲舒还提倡“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修养方法，即为人和厚及修己自责，应养成严以责己和宽以待人的德行。教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要注意诱发学生天性中美好的东西，“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春秋繁露·正贯》），发扬其所好而抑制其所憎，注重教育中的道德情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