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教师道德思想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师道德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王充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贵论”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性，可以陶冶人的本性，可以发展人的才能，最终形成“尽材成德”的人格发展目标。王充认为，天地之间，物类有千千万万，但人是万物之长，万物之贵。他说：“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也”，“天地之性唯人为贵，则物贱矣”（《论衡·奇怪》）。人具有其他物种所没有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意识活动。王充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可以造就人才，“夫儒生之所以过文吏者，学问日多，简练其性，雕琢其材也。故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教育可以造就人才，而就人才的培养与发展而言，王充认为其是多规格、多层次的。他把向学之人分为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论衡·超奇》）王充师德思想中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物：一是“鸿儒”，这种学生能够“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能“兴论立说”，就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创新精神和能创造学说的超奇人才；二是“文人”，这些学生能够“采掇传书，以上奏记”，是能够博通应用，掌握历史文化知识，并能上书奏记的人物；三是“通人”，这种人能够博览古今之书，“以教授为人师”，但不能以论说创造新的学说并加以应用，故仅“属于鹦鹉能言之类”的人；四是“儒生”，他们在学问修养上，仅“能说一经”，所以在知识方面也只限于一隅，“不好广观……守愚不览”，无“温故知新”之明。王充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反情治性，尽材成德”，通过教育，把无知识的人培养成为既“知大圣之意”，又“晓细民之情”的“修德立化”的有用人才。
（2）王充认为环境与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性虽然有善有恶，但可以通过教育改变，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意思是说，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之人。王充还以孔子的弟子受到教诲后变恶为善为例，称子路入孔门时，粗俗无礼，“孔子引而教之”，后来终于成才。孔门弟子后来“皆任卿相之用”。王充评说，这些都是“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论衡·率性篇》）。王充讲明了人受教育的可塑性及教育对人的重要性。王充还强调在教化过程中，要不断磨砺，做到“切磋琢磨”，才能获得相当的成就，“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王充还非常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又说：“楚越之人，处庄岳之间，经历岁月，变为舒缓，风俗移也。”（《论衡·率性》）虽然楚人性情“促急”，秦人性情“慢易”，但如果他们居处在庄岳各国交界的地方，各国人民相互交往出入，无论久居或单处，性情必定改变。他还以孟母三迁住宅为其明证。
（3）王充极反对学校里盲目迷信的恶劣学风，反对“信师是古”，主张应“问难”“极问”。他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他认为学校里一些人总喜欢唯师、唯书并崇拜古人，人云亦云，不去思索和反问为什么。这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创见的表现。他认为应该大胆怀疑经典，怀疑老师所讲：“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在学习上，他倡导要敢于“距师”“问难”，要有不畏权威、“有不晓解之问”的精神，追求学问的真谛。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在“问难”“极问”的同时，王充认为知识的获得，还要遵循认识事物的规律，靠“耳目”“心意”“效验”“有证”等方式得到真知灼学。首先，王充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起源于感觉后的认识，“实者圣人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其次，获得正确的知识，单靠感觉是不够的，还需要开动“心意”认真思考，达到理性的认识，“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所谓“必开心意”，就是做学问要明辨是非，要勤于思考，分析研究，寻找知识的本质。最后，经过思考研究后寻找到的学问，是否是真知呢？王充提出通过“效验”与“有证”来鉴别。“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这里所说的“效验”和“有证”，是讲理论必须符合实际，有事实根据、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学问。(https://www.daowen.com)
（4）王充在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认识到教育对象的差异，主张教师应充分了解学生个性，因材施教，亦即他所说的“韦弦之教”。他曾说：“西门豹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缓，带弦以自促。急之与缓，俱失中和，然而韦弦附身，成为完具之人。能纳韦弦之教，补接不足，则豹、安于之名可得参也。”
（5）王充还主张教师在治学上，要注重“博”和“通”。他说：“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能多种谷，谓之上农；能博学问，谓之上儒”（《论衡·别通》），“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王充倡导“博”与“通”，其目的在于他认为一个学者的知识达到“博通众流”，就可以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达到“博通所能用之者也”，最终将学问应用于社会实践。同时，学者有了“博达疏通”的知识，就是“文力之人”，即“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学者用知识报效社会，就可建功立业，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知识就是价值，知识就是力量。
王充还教育学生要“学贵专一”，他说：“称干将之利，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且二也。”这是说干将这种有名的宝剑不能同时用于刺杀和锤击，人的学习也是一样，要专心致志地去学习知识。
王充重视教育对人性的改变和改造作用，强调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在知识的获得上，他提出知识起源于感觉，需要开动“心意”才能获得，并以“效验”和“有证”作为检验学识的标准；他提倡因材施教，多闻博识，注重“博”“通”“学贵专一”等教育观点。这些都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优秀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