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主义到适应主义

1.1　大航海时代与耶稣会　　　耶稣会是指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在1534年组建的天主教会的男子修道会。它倡导反宗教改革运动，对耶稣会的世界传教和高等教育做出很大贡献。^[3]

笔者重申一件众所周知的事，耶稣会的世界传教是与伊比利亚天主教国家的殖民活动融为一体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从15世纪中叶开始，为了谋求由贸易而带来的财政上的利益，竞相往海外扩张，这就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扬帆向东行驶到了亚洲，西班牙往西到了美国、亚洲，世界结成一体。就这样，虽说世界被划定出了范围，但特定经济圈里的经济成功转变成国际化的经济。

葡萄牙的亚洲扩张历经攻打印度的果阿（1510）、占领马六甲（1511）、占领科伦坡（1517）、漂至种子岛（1543）等，于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取得了在中国澳门的居住权。这意味着葡萄牙扎根在了将来的中国贸易和东亚贸易根据地。

1.2　原理主义的传教　　　天主教会的各类修道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向中国的扩张，曾尝试进入中国传教，但最后都因明王朝的严格海禁政策而惨遭失败。然而耶稣会在澳门建立教会，努力向当地居住者或附近的华人传教的同时，把澳门当作传教的前线基地，虎视眈眈地寻找机会。^[4]嘉靖四十二年（1563），佩雷斯（Francisco Perez）和特谢拉（Manuel Teixeira）驻留在澳门，从庆隆二年（1568）到万历十一年（1583），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统筹中国和日本的一切教务正是上述情况的证明。(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当时的传教士针对华人所传的教义是最古老的教义，想要信教的人一定要先学会葡萄牙语，使用葡萄牙人的姓名，过葡萄牙人的生活方式，必须全方位葡萄牙化。当时的华人教徒多是从事贸易或服兵役或与葡萄牙人缔结婚姻关系的那一类人。

1.3　适应主义的传教方针　　　万历六年（1578），耶稣会东印度管区巡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8—1606）抵达澳门。派遣巡察员的目的是巩固“葡萄牙殖民的东印度”，即中近东、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地区的耶稣会。范礼安于1579年从澳门出发开始了日本巡察，1581年把日本耶稣会传教团从东印度管区中独立出来，建立了日本准管区。日本准管区区长统管中国地区传教。此外，该传教团通过日中蚕丝贸易获取的利益，确立了财政基础，革新了通信制度，并制定了适应主义的礼法方针。

范礼安的适应主义是为了改善迟迟没有进展的传教的闭塞状况而思考出的渐进方法。也就是传教士对作为传教对象的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产生深深的认同感，尽可能地让自己适应他文化的社会习惯，稳健地一步一步前进，最终实现成功传教的目的。范礼安认为为此，如有必要不妨绕一点远路，或是放下自己的嗜好习惯。^[5]此外，他还不断要求传教士熟练掌握当地的语言，提高应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