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传教的现实
如果从思维的构造审视哲学传教乃至自然神学，就会发现神学和哲学（科学）或者说西教和西学存在于绝妙的平衡中。然而从阿奎那到克拉乌或者说利玛窦，二者的平衡逐渐发生变化，因为中国的介入又发生了巨大的变质。[36]哲学（科学）或者说西学拒绝传统的教学一体，从神学或西教的预备学科中脱离出来，产生巨大飞跃。
5.1 哲学传教的深化 如前所述，克拉乌亲传的以数学的准确性为基干的耶稣会哲学传教在利玛窦死后，由中国弟子徐光启通过开设新法历局等而成功确立了自己的路线，然而同会传教士全面参与新法历局的这件事，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除了哲学传教已被明王朝的行政（礼制）同化以外别无其他。换言之，先不管传教士对此的自我评价，实质上这意味着从事中国政治俗事的公务，或许已沦为与圣性毫无瓜葛的俗务（civil affairs）。
利玛窦的哲学传教（利玛窦型哲学传教）在获得制度上的安定的同时，接受了来自中国方面的王朝公务，即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哲学（科学）水平提升的要求。结果，超出耶稣会的预想，中国的哲学（科学）一下子进化成了与克拉乌同等甚至出乎其上的“高层次的哲学传教或科学传教”（改订利玛窦型哲学传教）。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儒学者的介入达到了“儒耶合一”的效果，将哲学传教从利玛窦型进化为改订利玛窦型，使传入的西欧科学的质量更上一层楼。这样的景象到了清王朝也没有任何改变。
换句话说，第二次嘉定会议（1633）以后的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是耶稣会士“儒耶合一”（即儒教对历算学重视的文化传统和克拉乌的普遍数学的理念）在思想深处产生强烈共鸣的结果。就算这是同床异梦，但它的中西融合提高了哲学传教的知识水准及其科学性，并将学术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37]从某种角度来说，作为适应主义的必然结果，混淆主义的展开促进了学术的深化以及专业化。
事实上，在华耶稣会在开展高层次哲学传教或科学传教之际，选择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学著作作为翻译原本，比如《崇祯历书》等，以值得夸耀的优秀汉译水准提供给华人知识分子。科学著作的内容总的来说专业性非常高，已经到了精通西欧科学的耶稣会士和最优秀的华人知识分子两者之间如果没有沟通充分就不能顺利翻译的，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知识能力的层次。他们达到了就算语言学方面的天才利玛窦自己也会放弃独自汉译的高度。[38]简单地说，改订利玛窦型的哲学传教的内容，其专业性异常之高，对其汉译的尝试本身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常识领域或合理的范围。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尝试。
明清时期的高层次哲学传教或科学传教（改订利玛窦型）尝试的特别之处，如果与清末、民国时期的西洋书汉译比较一下就会一目了然了。清末、民国时期的汉译对象是以启蒙为目的的涉猎极广的一般书籍。明清时期的汉译与此相反，它只以高学历的读书人或历算研究者为目标读者，向种类更狭隘的专业书倾斜。前者是启蒙程度的书籍，因此层次并不太高，与此相对，后者还介绍了科学革命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愧于专业书这个称呼的力作。总的来说利玛窦死后的耶稣会高层次传教或科学传教（改订利玛窦型）正如名字一样，可以说是不走寻常路的一次尝试了。
5.2 哲学传教的两极化 在华耶稣会实行哲学传教（过往型和改订利玛窦型都包含在内）时，为确保在更广范围内普及，他们出版并印刷、散发了为数颇多的汉译书籍，也就是著书传教。西欧传教士在著述难度很高的汉文著作时，怎么都少不了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儒学者的援助。反之，中国知识分子或儒学者若是参与了著书传教，那么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传教工作中体现出中国的意志或儒学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克拉乌=利玛窦”的传教理念在适应主义的美名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质。
5.2.1 《天学初函》 李之藻编辑的《天学初函》等为上述哲学传教的变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实例。《天学初函》是一部将20种天学关联著作分类，以10种为单位分别汇总成理编与器编的天学教学丛书。从书名里的“初函”推测，当时确实还有继续出版次函、三函的计划，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书的图书分类本身也应该是为了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而反复推敲过的。不过一看就明了的是，理编和器编的分类是根据性理学或理学的“理”与“器”的相对概念来区分的，与天主教的概念不同，是中国式的。
在追求传教原理——利玛窦的哲学传教的同时，中西在图书分类上也有差异，以《西学凡》的神学观以及分类方法为基准来尝试整理《天学初函》的收录书籍的话自然就会明白了。若将《天学初函》理编的（a）《天主实义》、（b）《畸人十篇》、（c）《辩学遗牍》、（d）《七克》、（e）《灵言蠡勺》、（f）《唐景教碑》看作第1类，第1类必定从属于《西学凡》的所有道学（神学）范畴。如果视理编的Ⅰ《西学凡》、Ⅱ《职方外纪》、Ⅲ《交友论》、Ⅳ《二十五言》为第2类的话，第2类在《西学凡》中除了广义的数学书以外，自然会被分入哲学书（physica，ethica）一类。此外，若将《天学初函》器编的（1）《泰西水法》、（2）《浑盖通宪图说》、（3）《几何原本》、（4）《表度说》、（5）《天问略》、（6）《简平仪》、（7）《同文算指》、（8）《圜容较义》、（9）《测量法义》、（10）《句股义》归为第3类，第3类应该隶属于《西学凡》中哲学或理学分科的几何学（mathematica）了吧。
如果将《天学初函》的书目和《西学凡》中的推论进行互相比较的话，《天学初函》将第1、2类归入理编，将第3类归入器编，如果出自哲学传教的成果，应该和《西学凡》一样将第1类归入神学，第2、3类归入哲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另外，整体来说《天学初函》的分类和《西学凡》的分类并没有一一对应，但二者的第3类完全一致，即中国的历算类等同于西欧的几何学类（mathematica）。
表p-1 分类比较(https://www.daowen.com)
《天学初函》的分类与《西学凡》并不完全一致，与耶稣会传教士按照中世纪欧洲的自然神学将天学著作大致分为神学类和哲学类不同，李之藻混淆了西学理念与儒学理念，在学习“克拉乌=利玛窦”重视数学的哲学观的同时，沿袭中国的文化传统把选本分为理类（神学类等）和器类（历算类）。在这样的分类里，强烈的自我主张的中国文化传统确实起了作用。利玛窦哲学传教的成功即华人知识分子自主的参与传教活动出乎意料地使在华耶稣会适应主义哲学传教慢慢地发生变质，开始成为“儒耶合一”的混淆主义以及折中主义的产物。
5.2.2 两个方向的发展 必须承认，从作为传教对象的中国来看，利玛窦死后，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正如李之藻所期望的那样，大致沿着“儒耶合一”的两大方向（第1类和第3类的方向）有了很大发展。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天学书即神学书［上述第1类（a）（b）（c）等的同类书籍］和哲学类几何学书［上述第3类（1）（2）（3）等的同类书籍］的出版数量大幅增加。然而除去几何学类的哲学书籍［上述第2类（Ⅰ）（Ⅱ）（Ⅲ）等的同类书籍］的出版反而到了明清交替期（1661）以后几乎就再也看不到了。这便是哲学传教的两极化。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也就这一点论及“通商以前之西书，多言天算言教两门”。“天算”是指《西学凡》的哲学类几何学书籍。
关于当时汉文天学书的出版，简单说明其概要的话，在神学书方面利玛窦著述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尤其有名。除了这两本书以外，还有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1610年来华）口授的《灵言蠡勺》（1624）论及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艾儒略略述的《万物真原》（1628）提到天主的天地创造，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6—1682，1637年来华）阐释的《超性学要》（1654，1676，1678）尝试翻译以阿奎那《神学大全》为基础的那一部分。另外，龙华民编译的《圣教日课》（1602）是祈祷书，阳玛诺翻译的《圣经直解》是《圣经》的汉译本。明清的中文神学书的出版十分广泛，涉及圣经类、真教辩护类、神哲学类、教史类，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尽管中文神学书的出版多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但除《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以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如出版数那样惊人。其中有中国社会的反感、敌视以及王朝发布的禁教令的影响，也有与几何学书籍相比读者层较狭窄、流通有限的原因。关于神学书的详细内容请参照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
此外，中文天学书籍中隶属于哲学分科（mathematica）的科学书作为有王朝支持的钦定书籍，出版数量极多，获得了广泛流通。由于汉译科学书的具体情况与本书的主题有密切的联系，下一节会进行详细论述。
从属于《西学凡》的哲学分科（logica，ethica，physica，metaphysica）的汉译书虽然量并没有那么多，但在传教初期确实公开刊出了。除利玛窦著述的《交友论》（1595）、《二十五言》（1604）和艾儒略增译的《职方外纪》（1623）之外，还有高一志（Alphonso Vagnoni，1566—1640，1603年来华）撰写的《空际格知》（1624？），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1587—1653，1618年来华）汉译的《寰有诠》（1628）、《名理探》（1631）等。
《交友论》和《二十五言》是关于交友和修身的道德（ethica）格言集，《职方外纪》记叙了五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气候名胜等，若按照中国目录学的说法，属于历史地理类。《空际格知》解释了希腊时期以来的四大元素——“四元行”（土、水、气、火）和天地间的自然现象，《寰有诠》是对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节译，无论哪一本都属于哲学（physica）一类。《名理探》中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以及逻辑学（logica），“名理探”这个名字直接意味着推论的方法。
然而同类书籍以第二次嘉定会议（1633）时期为界限，数量似乎被大幅裁减了。[39]这意味着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开始从以自然学为基础的过往型（利玛窦型）的理性传教向以历算学为基础的高度理性传教即高层次哲学传教、科学传教（改订利玛窦型）转移。同时除了天学的向神学（theologia）和几何学（mathematica）的两极分化以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历算学内容的深化。
5.3 哲学传教的变质 如果对比哲学传教的现实和其理念来进行说明的话，耶稣会中国传教团（1）应华人信徒的要求以及努力的结果，彻底实行“克拉乌=利玛窦”的理念——“以数学的确实性为基础的哲学传教”，（2）超越自身理想和期望，使科学内容深化，与中世纪欧洲的学问观和大学的教育课程不同，把神学的辅助机能只托付在历算学上，（3）建构毫无谬误的历算学理论体系，将历算学的无谬世界展现在华人知识分子的眼前，（4）试图通过改订利玛窦型的“高层次哲学传教、科学传教”证明神的存在。
在华耶稣会自身奉行适应主义，可能一度相信运用“克拉乌=利玛窦”的理念能达到哲学传教的效果。但现实并非如此，传教的两极分化和内容的深化，尤其是传教的两极分化，显示了理念与现实的差异和乖离。传教的两极分化最终带来了西教（theologia）和西学（mathematica）的分化，也破坏了哲学传教其理念自身。理念和现实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哲学传教中并不一致，因此矛盾也就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