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汉译西欧书和克拉乌的哲学精神
3.1 利玛窦的中文著作 根据对《西学凡》《主制群征》等的分析，当时的自然神学的特征是哲学与神学的完全结合，内容上勉强达到了自然学（自然哲学）的水平，但奇怪的是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宣传的内容并非自然学，而是另一维度上的当时最高水准的科学（数学）知识。哲学传教的方法本身是根植于天主教传统自然神学的正统的方法，不过宣传的内容总的来说大大超出了以一般的自然神学为依据的自然学。
此外，在华耶稣会的补儒论式的哲学传教，正如第1节里所分析的一样，自利玛窦的考察以及选择开始，沿袭至徐光启等利玛窦的中国徒弟们的请求或实际行动而确立了原则。一直以来所说的“利玛窦规矩”所指的就是这个，不过如果把范围限定在哲学传教的理念、精神层面的话，创始的功劳当然要归于利玛窦了。对于如何解释利玛窦的哲学传教的理念以及精神，分析他的那些汉文著作应该是最简便也是最合理的途径了吧。
关于这一项，本人从安大玉《利玛窦和补儒论》（《东洋史学研究》第106辑，2009）中受到了很多启发。详情请参照他本人所撰的第2章。
本来利玛窦的汉文著作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1类隶属于神学书的范畴：（a）《天主实义》2卷（刊于1601年以及1603年，燕诒堂校梓）、（b）《畸人十篇》2卷（刊于1608年，汪汝淳校梓）等。同类的“利玛窦撰”指的是由利玛窦亲自执笔。
第2类有（1）《西国记法》1卷（刊于1595年，朱鼎浣参定），（2）《山海舆地图》1本（刊于1584年）、改订版的《坤舆万国全图》1本（刊于1602年），（3）《交友论》1卷（刊于1595年），（4）《二十五言》1卷（刊于1605年，汪汝淳校梓）等。《西国记法》解释记忆术，《山海舆地图》等是世界地图，用图标示出地球上的“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后两本书是伦理书（友情论、人生论）。
第3类都是《西学凡》的马得马第加（mathematica）一类的专门书籍。有（1）《乾坤体义》2卷（刊于1605？年，李之藻注解），（2）《几何原本》6卷（刊于1607年，徐光启注解），（3）《浑盖通宪图说》2卷（刊于1607年，李之藻注解），（4）《同文算指》前编2卷、通编8卷（刊于1614年，李之藻注解），（5）《圜容较义》1卷（刊于1614年，李之藻注解），（6）《测量法义》1卷（刊于1617年，徐光启注解）等。它们以高质量的内容著称，特征是“利玛窦口授”。
利玛窦的汉文著作总体上清楚地阐释了自己哲学传教的构造，[28]然而特别有意思的是第3类。第3类是由如果没有学识丰富的华人知识分子的帮助便不能顺利翻译的具有高度知识的专门书籍[29]组成，也就是“哲学”的分科之一马得马第加（mathematica）这种领域极其狭窄的专业类研究书。而最惊人的并不仅限于此，底本无一例外都是基于克拉乌的著作，[30]即以下著作的部分译文（1、2、3、5、6）乃至全部译文（4）[31]：
（1）《乾坤体义》基于克拉乌的《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注释》（In Sphaeram Ioannis de Sacro Bosco Com mentarius，1570）。
（2）《几何原本》基于克拉乌的《欧几里得原论注解》（Commentaria in Euclidis Elementa Geometria，1574）。
（3）《浑盖通宪图说》基于克拉乌的《星盘》（Astrolabium，1593）。(https://www.daowen.com)
（4）《同文算指》基于克拉乌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
（5）《圜容较义》同样基于克拉乌的《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注释》。
（6）《测量法义》基于克拉乌的《实用几何学》（Geometria Practica，1604）。
无论哪一本都可以被称为代表中世纪欧洲“哲学下的数学”的最高水准的典型著作。
克拉乌是耶稣会士，他因协助修订格里历而出名，是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学习期间（1572—1575）的数学老师。当时，他被称为“当代的欧几里得”，是西欧中世纪最后的大科学家。
3.2 克拉乌的精神=利玛窦的原则 如上所述，利玛窦在传教之际，在编辑自己的汉译科学书时，几乎所有的原本都选自克拉乌的著作[32]，并专心致志地翻译高难度的“数学”（即现在的天文学、数学、音律学）书籍。从传教的目的、对克拉乌的执念、原本的内容特征等来看，必须说在利玛窦的翻译中有某些超越单纯专业书籍的意义。也就是说，必须从利玛窦对克拉乌的数学观和精神产生了共鸣，并有意识地继承它们，从而试图在传教中进行应用实践的角度来理解。
其实克拉乌的精神可以简要概括成如下几点：（1）“知”是确实可靠及无谬命题的集合；（2）为了获得确实无误的“知”，必须借助以无谬性为属性的演绎推理，进行从“既明”到“未明”的命题类推；（3）因此以演绎推理为基本方法的“数学”，占据诸多学问中第一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另外它不仅有用，还必须成为包含神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在内的基础。[33]克拉乌试图达到的“哲学下的数学”与普遍数学相类似，此外，还出现了用演绎推理来对“神学”命题进行证明的强烈请求。换言之，克拉乌相信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把“数学”当作自然神学论证方法的标杆，使得自然学飞跃性地升级为科学（数学），他以从演绎推理而来的无谬命题集合而成的科学知识为根据，尝试证明神的实在。
此外，利玛窦的哲学传教一边学习明证的数学，进行演绎推理，强化神学上的命题；一边翻译克拉乌的数理科学书籍，以天文、数学即哲学体系的无谬性和明证性为基础，意图显明天主的存在，正是以数学的确实性为基础的哲学传教，与克拉乌的精神直接连接，产生了强烈共鸣。
从克拉乌到利玛窦的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实际上得到确认这件事中可以发现，利玛窦乃至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向数学传教的大力倾斜不仅是为了“适应”中国文化中重视历算的传统，还基于利玛窦等在华耶稣会士的学问来源于天主教神学这一内在要因。此外，由于利玛窦乃至在华耶稣会的传教方法自身蕴含的内在必然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们顺应中国文人社会，用西欧科学魅惑文人等，或单纯地把这种倾斜解释为规定哲学传教的本质，为拓展传教战略即扩张天主教而人为制造的项目。
从克拉乌的精神和利玛窦的传教方针出奇一致以及和谐这一点来看，要解释利玛窦乃至在华耶稣会的哲学传教，不可过度强调其战略性和任意性。当然，更别提将在华耶稣会士（Jesuits）视为隐藏真实目标、一步步实施阴谋的阴谋家（jesuits）或者具有恶魔般双重人格者的团体等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