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满文西欧科学书的政治史意义

进入正题之前，笔者先从政治史上的意义和清朝支配领域中信息流通构造的情况这个宏观视角，整理了关于西欧科学的海外信息的处理方式。

对于西欧科学的接纳，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清朝宫廷与旗人官僚起着主导作用。经历了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前半期的空白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对西欧科学的吸收接纳才重新开始。那时，从洋务运动的登场人物名单就能够一目了然，主导运动的是汉人地方官僚和汉人知识分子。接纳科学的根据地从大局上看，与政治主导权的所在地是联动的。

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宫廷和旗人官僚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清朝支配领域内引进的西欧科学有由数学和天文学这两大支柱组成的数理科学，以及另一大分类的医学，中央政府根据这两大类进行信息管理。(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数理科学，清初的西欧系数理科学的源泉在明末流入中国本土后，在江南的汉人知识分子中扎了根。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将16世纪到17世纪前半叶的西欧科学知识和清初传来的17世纪的西欧科学知识这两种源泉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关于前者，象征性的体现是他们招聘了江南的汉人知识分子梅文鼎，将他的孙子梅瑴成任命为中央政府的官吏。关于后者，梅瑴成积极地把来到广东一带的具有数理科学素养的西欧传教士和西欧数理科学书带到北京的宫廷，进行信息管理。结果是，数理科学的信息都集中到了首都北京。这与洋务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技术的据点主要在江南等沿海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过政府编纂物将集中在北京的信息发送至支配领域的全境时，旗人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浏览与《律历渊源》的编纂有关的清朝官吏名单会发现，与测量等相关的“考测”者名簿中大部分为旗人，检查计算的“校算”者名簿中至少一半的人员为旗人。这与推进洋务运动的所有官吏和协助的知识分子都是汉人（没有一个旗人）的情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关于基础医学，解剖学书籍《格体全录》于18世纪初从西欧直接移入北京的宫廷。这本书是基于17世纪末的西欧解剖学，并用满文著成的。由于情报统一向北京集中，比起信息的地理分布，在这里更希望大家注意的是信息掌控权的民族特点。《格体全录》中有用蒙古文译的部分，广为蒙古学研究者知晓。被译成蒙古文的准确年代尚不明了，但据说是清代中叶。如在中国医学史和天主教布教史中所周知的，《格体全录》没有被汉译，因此对中国医学也未产生任何影响。但是，估计经由旗人，这本书对使用蒙古文的人们产生了影响。关于西欧科学的信息分布状况，不仅在地理上，连在民族上也不均衡。关于西欧解剖学，比起海外和清帝国之间的壁垒，北京的宫廷与民间地区之间的壁垒更高；比起宫廷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壁垒，宫廷与曾经的明朝领地之间的壁垒更高。另外，关于数理天文学，《西洋新法历书》被翻译为蒙古文已广为人知，清代前半期西欧科学对蒙古人的影响还需今后的科学史研究者调查、分析。

西欧解剖学由宫廷用满文管理，所以可以想象对曾经明朝领地的民众来说那是看不见的知识。与俄国有关的外交信息由政府用满文管理，从汉人社会看来似乎也是看不见的知识。^[16]另外，比起处于国内外之间的信息壁垒，国内的信息壁垒更高。例如，政府管理物资流通的机构——海钞两关的“税务行政制度中，国内交易与国际交易并未清晰地区分开来”^[17]，在经济史中也经常有学者指出这一点。不论怎样，在日本江户时期能否通过长崎是海外科学信息能否在国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在此提醒读者留意当时中、日两国信息流通结构上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