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据的“耶稣会士的恶意”说
民国时期以后的汉人中间，流传着“耶稣会士从宗教立场出发，刻意歪曲、隐藏西欧科学”的言论。更有甚者，有些科学史专家也主张过相似言论。在此，笔者将通过数理科学方面的汉文资料和基础医学方面的满文资料，论述以上这个言论的根据薄弱之处。
1.1 数理科学（数学、天文学） 关于数学、天文学，来华耶稣会士被谴责的主要理由是，不让清朝政府的天文学采用地动说。
可是地动说在坚持圆形轨道的哥白尼阶段时，并不能说是与其观测结果相同的理论。开普勒采用椭圆轨道后才首次得到了与观测结果相同的理论，但椭圆轨道自身通过坐标变换——坐标原点的移动，与天动说组合也并非不可能。地动说虽然无法还原坐标原点的移动，但其理论上的长处启发并引导了牛顿力学。不过，正如山田庆儿氏指出的一样，在1700年时由于光行差还未检测出，因此作为实验科学的牛顿力学还没有通过观测而得以确立。而作为理论意义上的牛顿力学，18世纪前半期在数学方面还未整备完全，所以把它传授给第一次接触西洋数学的对象，确实有些轻率。当然，传授主体方的人才贫乏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地动说以外的所有天文学理论，也不都是没有价值。在分析观测对象依据的法则性和观测主体坐标变换的规则性时，形成了所有的物理学理论，不过二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相互独立。从第谷·布拉赫和《历象考成后编》的数理天文学采用天动说来分析观测对象遵循的法则性这一点而言，并不恰当，但作为分析观测主体的坐标变换的规则性是正确的。另外，在地球上各个不同纬度、经度的地点实施天体观测之际，不论是怎样的天文学理论，观测主体的坐标变换的规则性分析都是必要的。
微积分与牛顿力学一样，在18世纪初时是只面向一小部分专家的最新理论。即使到了现代，在大学生正规的教育课程中教授最先进的理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的微分学滥用无限小这个在数学上未被公式化的对象，并利用数学角度的直观来掩盖其逻辑上的弱点，因此同时向初学者教授微积分和欧几里得《原论》的论证体系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18世纪前半期，把微积分应用于牛顿力学取得丰富成果来事后将其正当化还是不可能的。
关于微积分之前的阶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无限级数，其中一部分经由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9—1720，1701年来华）介绍，被梅瑴成和明安图等继承，所以不可能有“耶稣会士对此隐瞒”这回事。
以上主要论述了科学理论的学说之优劣。因此，成立的理由与接纳者是汉人社会还是满洲人或蒙古人社会都无关。在实际的过程中，接纳者是在这些与天文学的西洋传统具有很大隔阂的东亚也就是非西欧社会里，这一点也必须要列入考虑之内。接受第谷·布拉赫的数理天文学这件事本身都意味着在汉人社会中与传统产生了巨大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注意力被限定在如何使人更容易地接受这一技术层面，尽可能地减少接纳者一方发出的反抗是主要的顾虑。这是科学以外的要因，但必须要注意不能把这归咎于耶稣会一方的恶意。
在此，只要想起西欧科学史中的定论和中文资料与满文资料毫无关系，那么关于数理科学的“耶稣会士从宗教立场出发，刻意歪曲、隐藏西欧科学”的言论便不攻自破了。只是，由于传播一方的能力有限，所以传播内容被限制是理所当然会被考虑到的因素。下文中，关于传播一方的能力界限，笔者会列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1.2 基础医学 关于数理科学，虽然只需要中文资料就可以论证分析，但为了考察被介绍到清朝的西欧医学的水准，对满文资料的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
满文西欧医学书《格体全录》的上编，详细介绍了关于西欧17世纪末解剖学的最新知识。如下列出其中主要的内容。
图3-1 《钦定格体全录》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本[18]
血液循环的记述（上编4-1-5节“心脏的鼓动”和4-4-1节“人体中的血液循环”）(https://www.daowen.com)
肠间膜的淋巴管、胸管、乳糜池、淋巴管瓣的记述（上编4-1-7节“肠间膜”）
关于胰管和胰液的动物实验的介绍（上编4-1-6节“小肠”附录）
涉及脾脏切除的动物实验（上编3-4-4节“脾脏”）
肾小体（上编4-2-1节“肾脏”）、大前庭腺（上编4-2-8节“子宫”）、卵胞（上编4-2-12节“受胎”）的记述
西欧的17世纪后半期，解剖学中根据肉眼观察达到极限，正处于逐渐向使用显微镜观察转移的时代。从书中有关肾小体的记载就能明白，《格体全录》及时反映了同时代解剖学上的发现。《格体全录》这本书中介绍的解剖学内容远远高出明末邓玉函所著述的《泰西人身说概》一书的水准。另外，其中也大致解说了动物实验的顺序，比起18世纪后半期的《解体新书》，《格体全录》的记述更为详细与深刻。
《格体全录》下编虽以临床医疗为主题，但多处说明疾患原理的形式论及生理学内容，比如6-4-1节“发热的机制”中，说明了17世纪前半期由桑克托留斯发现的不感蒸发。
另外，关于医学理论和与医学相关联的哲学理论，《格林全录》仅关注物质的身体的人体机械论（上编1-0-2节“身体形状的说明”），将松果体当作精神与身体的连接点的笛卡儿学说（上编1-1-5节“脑”。不过，与笛卡儿说过精神在力学上驱动动物精气不同，《格体全录》论述精神改变动物精气的精粗），以及关于血液循环的笛卡儿学说的回响（上编4-1-5节“心脏的鼓动”。在论述了哈维的血液循环说以后，又论及“血液的精气被加热后，向心室流入的血液增加，心脏的鼓动也加急了”）。
这反映了17世纪西欧的最新思潮。[19]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儿关于松果体的机能的学说的前提是，遵循西洋解剖学的传统，并认为精神活动发生在脑而非心脏。
从上述名单中，还能看出人体机械论和笛卡儿学说也包含在内。由此可知，《格体全录》虽然是耶稣会士编译的书籍，但其宗教色彩并不明显。涉及当时天主教教会的神学说的，只有上编开头的1-0-1节“人的性质与身体”，如果把这一节去掉，那么基督教色彩就一点也不存在了。19世纪中叶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体新论》中多处涉及基督教，更像是一部宗教色彩浓烈的著作。
《格体全录》的局限是无视哈维的血液循环说和桑克托留斯的不感蒸发研究中的数量的一面，另外，脸部骨头的记载部分有遗漏，关于肋骨痊愈的部分有一点按照兴趣选择话题等。但是，考虑到假定的第一读者不是医学专家而是康熙帝，而且作者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1698年来华）自身并非医学专家，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在基础医学相关方面，根据满文资料，“耶稣会士从宗教立场出发，刻意歪曲、隐藏西欧科学”的言论可以被完全否定。
众所周知，清朝中央政府主办的西欧科学书的公刊，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行了《仪象考成》之后，便停止了。清朝中央政府还停止了让西欧传教士翻译在西欧出版了的科学书。许多学者从政治史观点指出，18世纪中叶清朝政治扩张的结束与支配阶级对外兴趣的钝化是同时发生的。另外，虽然只是平庸的见解，但乾隆时期处于支配阶层的满洲人的汉化——探讨满文的语言资料便能推测[20]——是在他们对科学技术兴趣淡薄后才出现的。18世纪的清朝势力范围内的西欧科学传播其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在传播者也就是耶稣会一方，不如说是在作为被传播者的清朝政府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