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西欧科学转型而来的接纳
东亚对西欧科学的接纳，在19世纪后半期拓展到了自然科学的所有方面，但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本土把范围只限定在数学、数理天文学等数理科学和医学。此外，关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19世纪后半期西欧科学的知识体系不经任何修改被直接吸收，但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本土受到以往传统知识体系的影响，把从西欧传来的知识重组后再接受。下面笔者将从数学和基础医学方面，简单观察这个重组的状况。
2.1 数学 数学方面，由利玛窦、徐光启汉译的欧几里得《原论》开头的6卷——万历《几何原本》开始，到由清朝政府编纂、公布的《数理精蕴》流传至东亚全境，共经过3个阶段，知识的体系化形成了从西欧式向中国式的转变。
第一阶段是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得的《原论》中频繁出现的希腊数学论证，也就是由公理以及公设、定理、证明组成的逻辑的、体系化的数学。关于定义的处理或公理及公式的含义，虽然与现代数学不同，但《原论》公理体系目标正好与现代数学公理体系目标相通。
第二阶段是清朝康熙中期的《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由定义、命题和其证明组成的《原论》的体系化逻辑在《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中采用了具有教育性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就像在面向现代数学专业的大学生的多本教科书中看到的那样，《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中，每一章分别说明了一个定义、命题或算法，但并不在标题上明示“定理”“命题”或“系”。书中的命题一定会伴随具体实例，一般状况下比起论证，《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更偏爱根据具体例子的数值和图形来说明。这一阶段与下一阶段相比的特点，是按照优先逻辑的体系化方式论述。比如自然数的乘法作为加法的反复被导入（《满文算法原本》东洋文库本第6节），这种情况下乘积的交换性被当作定理明示（《满文算法原本》东洋文库本第22节）。在现代，基于皮亚诺公理之上，用归纳性的方法定义乘积，乘积的交换性也被归纳性地证明了，但《满文算法原本》这种18世纪的书籍不可能采用这种现代方法定义乘积，证明乘积的交换性。然而，这本书在逻辑上明确地提出这样定义和证明其必要的性质这一点，作为论证精神的体现理应得到认可。此外，《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满文算法纂要总纲》这3本书，都会通过明确地标注包含命题的章节号码来明示逻辑上的前提命题，命题间的互相关系和各命题的逻辑必要性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第三阶段是清朝康熙末年的《数理精蕴》。《原论》（即万历《几何原本》）的文体是由定义、命题和对应的证明组成的论证形式构成的。《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则在分节的形式中以隐形的方式包含了类似《原论》的体系化文体，而这种形式未被《数理精蕴》采用，换言之，《数理精蕴》成为中项目形式的词典。可能是由于缺乏实用性，书中仅因逻辑上的要求而提出的命题被删除了；从乘法最初被当作可交换2项演算，到乘积的可交换性的直接说明消失了；逻辑上领先命题中也有一部分被省略了。其结果是，《数理精蕴》算法原本只论述初步的命题，在20世纪的研究者中评价有所下降，但是事实上“初步的命题”在《数理精蕴》下编的应用问题中被默默地当作必要命题，如果回到第二阶段就能明白。笔者认为可以把上述情况归纳为，在这本书中，理论构成中逻辑学上涉及的内容变少，局限于数学对象中内在的一种事物的逻辑逐渐变多。
现在的东亚地区的现代数学中依然在使用万历《几何原本》和《数理精蕴》中采用的几何学用语，如“对数”等，但《数理精蕴》的形式已经被现代学术书遗忘。
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逻辑的体系性慢慢变弱可以被视为东亚传统思维中对体系化逻辑与生俱来的违和感持续存在的一个表现形式。这令人想起了印度佛教的佛教逻辑学最后在东亚消失的过程。基本的思考模式与基本的存在感一样是不容易发生变化的。
如前所述，康熙年间清朝宫廷中，希腊数学体系的逻辑被缓慢否定的事实，令人想到在满洲人中间重视体系化的逻辑这一点上，对与希腊思想和倾向一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佛教哲学的理解并没有那么深刻。近年，在清代内陆欧亚大陆的政治史研究者（并非佛教学研究者）中间，藏传佛教对满洲人的影响方面有被强调的倾向，但应该不至于具有超越对外关系中对外发言的水准，改变满洲人的基本思考样式，让创造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影响吧。(https://www.daowen.com)
2.2 基础医学 介绍17世纪西欧解剖学的《格体全录》被译为蒙古文却并未被译成汉语，可以理解为此书并未对中国本土的医学产生任何影响。其结果是，如前面观察到的关于接纳数学的经过，虽无法追踪整个过程，但从巴多明以西欧医学书为基础编纂的草稿，到被宫廷收藏的多部手抄本，都可以证实知识体系确实被重组的事实。
第一阶段是在康熙帝逝世后被送到法国，现在被保管在巴黎自然史博物馆里的《格体全录》最初的草稿。康熙帝对这份草稿修改的位置和内容的清单，虽然由斯塔里氏介绍过，[21]但使用这份清单的《格体全录》的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本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本等其他几个版本相比较，可以看出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本中的排列与其他版本中的排列具有巨大差异。一般，解剖学书籍中器官的排列方法主要分成根据身体部位归纳的局部解剖学和根据器官功能归纳的系统解剖学两大类。《格体全录》的所有版本在采用局部解剖学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只有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本采用了从腹部开始的局部解剖学。这是17世纪后半期的局部解剖学中普通的排列方法，[22]可以想象这应该是在解剖实习的场合使用的，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水准条件下会从最容易腐败的腹部着手。[23]
第二阶段是《格体全录》的成稿。分析《格体全录》中所反映的增减部分和乱页状况等，能够发现法国国立图书馆本是从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本而来，根据法国国立图书馆本又（很可能在后来）制成了杏雨书屋本和东洋文库本2部，而订正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本乱页的，以仍未被发现的版本为基础写成的是圣彼得堡东洋手抄本研究所本。[24]除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本以外的这些版本中，除存在乱页的下肢各器官部分以外，排列是共通的，按照以下顺序排列。
上编第一卷 总论，头部和颈部
第二卷 上肢，胸部和腹部（外壁和骨骼、筋）
第三卷 背部和腰部（骨骼、筋、神经），下肢，肺和大肠，胃和脾脏
第四卷 心脏和小肠，肾脏和膀胱，肝脏和胆囊，血液循环和各种精气
按照身体部位论述这一点可以说是局部解剖学，但从身体上部向下部的排列与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本有巨大出入。另外，肢体的脏器是由肺和大肠、胃和脾脏、心脏和小肠组合这一点，从近代观点来看尤其异样，但这是沿袭了《黄帝内经》中典型的中国医学传统的排列。最初，是以胃、小肠、大肠的顺序排列归纳消化系统，这由粗糙的编排能看出。小肠和大肠的总论不在开头大肠的解说部分，而在后面小肠解说部分的开头。随着朝廷的介入，《格体全录》中器官的排列顺序被变更了。如此，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东亚西欧医学教育课程中，以中国医学为基础的记述器官顺序的再排列再未被适用于西欧解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