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一方记录的可信度
一方面，关于满文西欧科学书文本之外的途径，大多依存于耶稣会士的著书和书简中的记述。因此，检验这些著书和书简的记述真实与否，在理论上是困难的。另一方面，专注于满文西欧科学书的文本自身的分析方法，由于与耶稣会士的著书和书简中的记述相对独立，因此能够检验它们的记述真实与否。在此，笔者在《满文算法原本》《满文算法纂要总纲》《格体全录》等基础上，考察白晋的《康熙帝传》和巴多明书简（矢泽利彦编译《中国的医学与技术 耶稣会士书简集》第4、第5书简）的记述的正当性。结论是，（a）白晋的记述中细节有问题，如要引用，有必要与其他资料一起对照并检讨，（b）如果巴多明的记述正确，那么《格体全录》的内容虽被证实，但并未全部被涉及的可能性很高。
4.1 白晋记录的可信度 白晋《康熙帝传》中，关于康熙帝的西欧数学学习，有如下记录。
……时常复习欧几里得的最重要的命题……经过五六个月就能精通几何学的原理了……（后藤末雄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85页）
我们把这些原理用鞑靼语写下。另外我们还在稿本中添写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书中记载的必要且有益的命题以及它们的图形。（后藤末雄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85页）
皇帝对几何学的原理了如指掌，因此起草了用鞑靼语写下全部理论的实习几何学集，以及用原理说明同样的方法，提出了进一步讲解实习几何学的希望。同时，皇帝还对安多师父，下达了在涉及算术和几何学计算的洋书和汉书中，用汉语起草包含最为珍贵的内容的两种数学的计算问题集的命令。（后藤末雄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86—87页）
据此，除欧几里得《原论》中几何学的满文讲义录之外，“涵盖全部理论的实习几何学集”的满文书籍被编纂，还有由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1682年来华）编纂的“算术和几何学的计算问题集”，即《算法纂要总纲》。问题是《满文算法纂要总纲》以外现存的满文数学书，后来又经过加工编纂，作为《数理精蕴》的一部分而公开刊出的内容，只有《满文几何原本》《满文算法原本》这两种。这两本书虽然部数相同，但内容不一致。《满文几何原本》虽涉及几何学，实质上却不是欧几里得的《原论》。《满文算法原本》包含了欧几里得《原论》卷7的内容，但《原论》卷7的主题是初等整数论而非几何学。《满文算法原本》确实是在那个年代写成的，却很难在《康熙帝传》中找到完全一致的记录。另外，《满文几何原本》是《数理精蕴》几何原本的源头，但不是以欧几里得的《原论》，而是以耶稣会士巴蒂（Ignace Pardies）的教科书（Élémens de Géométrie）为底本广为人知。[25]
另外，在《康熙帝传》中，关于数学讲义录的印刷有如下记载：
我们循着以前在说明几何学原理时同样的顺序，说明了全部理论上的和实际的几何学。……若要说明这两个草案如何受到重视，那么必须指出皇帝命令将其从鞑靼语翻译为汉语的事实。皇帝亲自执笔序文，加在了两书的卷头。接着，皇帝为了在皇城内印刷两个草案，在全国范围内用双语[26]发放，还下了校阅两书的命令。皇帝从很久以前就确立了把西欧的全部科学移植到中国，使它们流通到国内所有地方的计划，所以公开刊出这些讲义草案，首先想到的是要实施这个计划。……（后藤末雄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101—102页）
《满文算法原本》包含了可能是康熙帝写的序文，所以据此推测“两个草案”的其中之一是《满文算法原本》，但正如先前所言，《满文算法原本》并非几何学书籍。不过，在此笔者试图提出的问题点是，《满文几何原本》和《满文算法原本》的流通状况。
《满文几何原本》从其内容来看，与上述引文中“两个草案”的任意一个都相符，却似乎未被公布。附于《格体全录》上编3-1-1节“脊柱与椎骨”中，巴多明对康熙帝提出了下述问题。
尖的角和钝的角
西洋书中所说的锐角和钝角，奴才我根本找不到适当的译文，所以只能按照字面书写。能否向皇上请教其译法。
不仅是巴多明，连给予巴多明协助的官吏们也不知道对应“锐角”和“钝角”的满文单词。《满文几何原本》当然在平面角的几处解说中提到了锐角、钝角的定义用语，可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本的第1章第16节。如果《满文几何原本》被公开刊出，或者至少在宫廷内被派发流通的话，那么巴多明便没有必要向康熙帝提出那样的问题了。此外，世人普遍认为《格体全录》是在1710年前后5年的时间内被编纂，所以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1687年来华）已经去世的可能性很高，但白晋还活着。所以要么是巴多明处于难以与白晋取得联系的状况，要么是白晋也不懂《满文几何原本》的数学用语。
从《满文大学衍义》（康熙十一年刊）到《满文性理精义》（康熙五十年代刊）为止的康熙年间官修儒教书中，满文的某种表达方式极少出现，因此可以推测这样的表达方式并不被推荐使用。这类不被推荐的表达方式在《满文算法原本》东洋文库本中未遭增减，保持原样留存了下来。如果说草稿的话，这种表达方式被留存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然而，《满文算法原本》东洋文库本是精写本，而非草稿。关于残留在《满文算法原本》中未被推荐使用的这种表达方式的具体实例，笔者将在下一节论述。比如，以终助词inu结尾的独立句子变为知觉或是认识动词sa-的目的语句时，仍有多处保留这个终助词。[27]康熙年间的官修儒教书，尤其是《满文日讲》系列和《满文性理精义》中的语言保持着优秀的平均水平，令人联想到当时满洲人语言意识的高度，但是《满文算法原本》中的满文完全没有达到如此令人满意的高度的语言意识水准。这也让人不禁怀疑《满文算法原本》是否作为官修书被公开刊出。
结果，白晋《康熙帝传》的记述没能成为满文数学书实际上被公开刊出的证据。公开刊出的计划可能是存在过，但有可能只是康熙帝对从事编纂的白晋和张诚随口一提。
另外，虽然白晋的记述给人以白晋和张诚的数学能力没有问题的印象，但实际上他们缺乏正确对初等整数论的命题进行定式化的能力，研究《满文算法原本》就明白了。《满文算法原本》第37节的命题如下：
存在互相不能整除的两个数，如果一个小的数能被这两个数中的一个数整除，那么它就必定不能与另一个数互相整除。(https://www.daowen.com)
但对最初的这两个数设下的条件是“互相不能整除”，必须是“没有1以外的公约数”（现代的说法即“互为质数”），命题后面附上的例子也是如此。这个命题，在《满文算法原本》东洋文库本中没有被增减的痕迹。《数理精蕴》算法原本中，这个命题未经过修正即被删除了。
在阅读白晋《康熙帝传》的记载时，读者有仔细甄别剔除部分内容的必要。
4.2 巴多明记录的可信度 编译《格体全录》的巴多明在其书简[28]内，回想了《格体全录》的编纂和与宫廷内医学活动相关的往事，巴多明的记述由《格体全录》一书被确证。
巴多明对关于满文中解剖学用语的丰富性做了如下叙述：
如能实行这样的翻译，说明鞑靼语中具有足够多的词汇吧。而我的回答是不仅有足够多，甚至有过多的词汇。（矢泽利彦编译《中国的医学与技术 耶稣会士书简集》，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55页）
……关于不借助于鞑靼人所没有的显微镜而能看到的所有部分，我轻易地发现了其特有的语言。我必须排除那些只在活着的动物身上显现，死后便消失的部分（同样还有只能用显微镜看到的部分）。他们的语言中用来正确叙述人体的必要用语一个也不缺。（矢泽利彦编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67页）
关于这一点，《格体全录》的半个世纪以后，在日本把《解体新书》翻译成汉语时，凡遇到必须造词的解剖学用语，都会使用《格体全录》中已经存在的满文单词来翻译，满文中解剖学用语的丰富性可见一斑。
胰脏用《格体全录》中已经存在的固有词amu来翻译。由于amu是乾隆年间官修满文辞典《增订清文鉴》中被分类为饭肉类的用语，所以可以推测译者可能在比较解剖学的知识中借用了关于哺乳类家畜的用语。腺——由于是17世纪西欧医学中的概念，与现代医学中“腺”的概念有些许差异，它也依然用现成的单词cilcin来翻译。软骨也是用现存的单词buge来翻译的。而“神经”的译文，是用满文中代表“腱”的sube来充当的，可以猜想这是因为拉丁语nervus是腱的意思。《格体全录》中，关于解剖学用语，汉语的影响几乎不存在。满文中解剖学用语丰富性的原因，可能是满洲人受到蒙古畜牧文化的影响，不论如何他们词汇的丰富是事实。
关于巴多明编译解剖学和临床医疗以外的相关书籍，有如下的记载。
陛下提出了许多关于化学及其原理，比如毒物的速效性和决定药物效果的快慢等的问题。……由于涉及如此多层面的这些问题，我们为陛下另行制作了一卷的资料，它与不包含关于解剖学的题目诸卷分别开来。（矢泽利彦编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72页）
此外，涉及临床医疗的《格体全录》下编6-4-1节“发热的机制”中，提及巴多明编纂的以化学为主题的文献。下编的这一节中关于破坏物质、蒸馏后得到的3种盐类，巴多明引用“以前，经调查后奉上的书籍”的说明，这里是指上述巴多明书简里“关于解剖学诸卷以外的一卷”。
巴多明回想晚年的康熙帝受心悸的病痛之苦，喜欢把胭脂红酒当作治疗药剂服用：
……陛下在当地，正如在欧洲一样，考虑调制胭脂红酒（用红蚧染成红色的酒精饮料）。由张诚送至我们之处的药剂立即治愈了陛下所患的心脏悸动症。……（矢泽利彦编译，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96页）
康熙帝的这个病例与另一个病例疟疾都在有关临床医疗的《格体全录》的记述中有所反映。《格体全录》下编中关于疟疾和心脏疾患有比较长的解说，5-3-1节“心脏的疾病”中，病症型悸动被详细归类为10种以上内因和3种外因。包括病症型悸动在内的心脏疾患治疗法，介绍了许多调配胭脂红酒的方法或德里鸦噶（含阿片复方药剂）等制成的药剂。《格体全录》关于心脏疾患或胭脂红酒的解说中，确实具有在康熙帝仙逝后能令编译者巴多明回想当年往事的密度。
笔者认为巴多明关于医学活动的回忆不管是从内容还是着眼点看，都在《格体全录》中得到了印证，从中还能窥见巴多明脚踏实地的人品。
不过，巴多明的回忆虽然被公认为没有错误或者谬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不隐藏地说明了一切。正如前一节所写，礼仪问题确实是决定《格体全录》不幸的要因之一，但巴多明仅仅暗示了康熙帝对《格体全录》可能引起汉人社会对人体解剖意识形态的反感的忧虑，而丝毫没有触及礼仪问题本身。巴多明甚至没能在立场上暗示礼仪问题成为公布《格体全录》的障碍。巴多明的回忆可靠性极高，但关于他没有谈及的事情有哪些，必须参照其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