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西欧宗教书的语言特征
首先，在论及满文天主教书籍的语言特征之前，笔者想说明一下作为比较、对照基准的官修满文儒教系书籍。笔者在这几年，将顺治至雍正年间制成的满文儒教书和满文科学技术文献转换成电子文本，在统计意义上分析了语言特征的作业。《洪武要训》全文（顺治三年序），《满文大学衍义》1—22卷（康熙十一年序），《满文日讲书经解义》全文（康熙十九年序），《满文日讲易经解义》全文（康熙二十三年进呈疏），《满文古文渊鉴》43—64卷（康熙二十年代），《满文性理精义》1—4卷、6—10卷（康熙五十年代），《满文孝经合解》全文（雍正五年序），《满文庭训格言》全文（雍正八年序）等已经录入完毕，文本档案大约达到了8MB。在满学研究者间也众所周知，与早田辉洋氏制成的《满文三国志演义》《满文金瓶梅》的电子文本（文本档案约7MB）一起分析，便拥有了可能在统计意义上论证不存在特定语句的数据量，甚而，研究者根据种类、作者的不同能够观察同一时间里的变化。只要能分解20—30年的时间，那么追踪不同时间的变化也成为可能了。关于官修的满文儒教系书籍中儒教用语和一般词汇以及语法变化，笔者曾在几篇出版物中论述了概况。[29]
其次，笔者将论述在比较这些满文儒教书、满文白话小说的电子文本时发现的满文天主教书籍的语言特征的概况。详细请参照《水门——词汇和历史》25号所收的笔者的论文（本书第137页注3）。另外，关于满文天主教书籍，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网站上公开的文献中，《满文圣年广益》以外的所有文献都被输入为电子版，文本档案轻松超过了1MB。
满文天主教书籍中最为显眼的特征是，（a）终助词inu的问题的某个用法，即出现在表现关系节内部和认识动词的认识内容的目的语节内部的终助词inu的存在，和（b）代表“有意地”意思的副词“gelhun-i”的存在。
关于（a），笔者制成的官修儒教书电子文本中，关系节内部没有出现过终助词inu。认识动词的目的语节的内部出现终助词inu也是极为罕见的，仅限于在《满文古文渊鉴》中看到的两例。根据早田氏，他制成的白话小说电子文本中，终助词inu没有出现于修饰名词ba（“地方”）的关系节内部。但是，《满文天主实义》圣彼得堡版本和法国国立图书馆Gallica公开版本以及《满文性理真诠提纲》中，有终助词inu这样的用法。关于（b），一方面，在笔者与早田氏双方的电子文本中不存在“gelhun-i”的文字排列。代表“有意地”意思的是“gelhun akū”。另一方面，《满文圣体要理·满文圣体答疑》《满文天神会课》《满文盛世刍荛》中，“gelhun-i”频繁出现。
另外，在《满文三国志演义》和顺治至雍正年间的官修满文儒教书中，由近称指示代名词表达句子的主题之际，仅用ere（直译为“这”）即可，《满文金瓶梅》中还有用ere serengge（直译为“正是这个”）的地方。笔者称这个现象为“主题提示的ere serengge”。满文天主教书籍《满文天主实义》法国国立图书馆Gallica公开版本以及《满文万物真原》《满文天主正教约征》《满文圣体要理·满文圣体答疑》《满文天神会课》《满文盛世刍荛》中，发现了“主题提示的ere serengge”。它由于在《满文金瓶梅》中也出现了，所以不算作误用。不过，《满文金瓶梅》的文体对汉语范围内更偏好文言文讲道的天主教传教士而言，并非合适的工具。这作为西欧耶稣会士的满文运用能力没有达到能够选择适当文体水准的实例，值得深思。(https://www.daowen.com)
在《满文圣体要理·满文圣体答疑》《满文天神会课》中有几处与主题提示相关联的问题点，比如多处误读及误译汉文原文里的主题提示“若”为假定“若”。
满文天主教书籍中，与主题提示关联的问题点和与终助词的用法关联的问题点根本上在于西欧耶稣会士的母语与具有阿尔泰语系的，甚至东亚特征的满文之间语法上的差异。西欧耶稣会士的母语的语法学为主语加谓语的结构，而分析东亚大多数语言得出的语法结构是主题加陈述，这二者可谓大相径庭。所以，无法适当地用汉语文言文、满文解释或者运用主题提示本身，可以被阐释为由母语产生的强烈干涉。此外，西欧耶稣会士使用的母语其文体结构中必定含有系动词。如果考虑到这个事实，那么西欧耶稣会士把满文中作为终助词解释更为贴切的单词理解成系动词的运用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终助词inu被频繁误用的原因也就清晰了。
几乎所有的满文天主教书籍都犯下了至少一项的错误，如汉文原文的误读、满文的误用、不贴切的文体选择等。除了这些错误以外，读者还时常能在满文天主教书籍中观察到译文选择不贴切的情况。只有《满文天主圣教约言》避免了上述缺点，不过很有可能是因为它字数少的关系。另外，译者在翻译十诫的第七诫时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满文天主实义》《满文性理真诠提纲》等面向非信徒的书籍与公教要理等面向信徒的书籍具有不同的倾向，笔者记得后者，尤其是被认为与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703年左右来华）有关的书中，有很多不正确的满文。
满文天主教书籍的译者们，大多没有研读过官修满文儒教书。翻译了《满文性理真诠提纲》的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1728年左右来华）在引用儒教书之际，仔细参照了政府提供的满文译文，却并未达到完全没有语法问题的水准。当然也不难推测出，研读官修满文儒教书的满洲知识分子没有协助编纂满文天主教书。如果用标语来总结的话，那就是“满洲人中没有出现徐光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