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化、近代化和“汉语脉络”

近年，斋藤希史氏等命名的“汉语脉络”研究中论述到日本幕府末期之后的近代化、西欧化进程中汉语文言文所起到的作用。在此，笔者想从满文西欧科学以及宗教书的观点出发，回顾“汉语脉络”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满文西欧科学书不论是以数学还是基础医学为主题，都是从西欧的语言直接翻译而来。解剖学书籍《格体全录》虽然受到了强烈的蒙古文化的影响，但几乎丝毫未受到汉语文言文的文化影响。这一点在翻译西欧解剖学的时候，起了有利的作用。汉语脉络在接纳西欧科学时，并非必不可缺。

不过满文天主教书几乎都是从汉语天主教书翻译的。汉语天主教书中有一部分受到公文文体或白话文影响，但不管怎样，满文天主教书都是经由汉语而完成的。在个别语言表现中，不时可以看到直译自汉语的具有违和感的康熙年间的满文。满文天主教书籍与满文西欧科学书不同，在汉语脉络中占有一席之地。科学与宗教在是否具有汉语脉络这一点上具有巨大差异。(https://www.daowen.com)

汉语脉络的影响在西欧天主教书中比西欧科学书更强，不仅有文化上的理由，更重要的则是冷酷的经济原则导致的结果。对于康熙年间的满洲人来说，满文是第一位的，清帝国的第一公用文字不是汉语而是满文，儒教书也是被有组织地译成满文。对满洲人传教时，用汉语写成的天主教书不可能比用满文写成的更有利。但是，从天主教各传教团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必须优先使用汉语版而非满文版。与清朝政府在背后支持的西欧科学书不同，天主教书籍必须由各传教团自己负担翻译活动与出版活动的经费。包括系统性创作在内的译文的翻译活动要求不菲的经济负担。结果，不难想象，出于费用与效果的双重考量，针对读者人口占有压倒性多数的汉语天主教书，传教团自己负担经济上的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从汉语向满文的翻译，只需要按照清朝政府制定的翻译规则就能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这一选项比从头开始著成满文天主教书更为经济实惠。

“汉语脉络”的现象中，有些地方与其用特定语言具有的文化威信和造词能力，不如用经济原则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