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满文科学书的意义

在此，笔者试图在康熙中叶时期的清朝宫廷这个大背景下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思考编辑满文科学书的意义以及使用满文讲授西欧数学的意义，比起证实或叙述史实，根本目的在于提出假说。

第一，虽然是极为平庸的解释，但笔者认为理由之一是康熙帝的第一语言是满文。一般情况下，以最惯用的语言进行的思考是具有创造性和生产性的。康熙帝的第一语言是满文的证据，首先不言而喻的是康熙帝留下的满文文献的数量之多，其次从康熙帝校阅的官修满文儒教书中也可略窥一二。这些儒教书虽然是逐语译的著作，但与乾隆中期以后的“四书五经”翻译不同，它们明确了不可能做到逐字逐句对应翻译的倾向，另外，如果用一个满文单词对应多个汉语单词的话，则通过前后文来辨别而非另造新词，尝试在满文单词间维持汉语单词间的差异。这个事实说明了在康熙年间，满文是与汉语差别极大的别种语言，同时表明了翻译者与校阅者的语言意识的原点处于满文而非汉语上。(https://www.daowen.com)

第二，耶稣会士向康熙帝侍讲对康熙帝而言，是自身习得西欧科学的机会，也是让西欧耶稣会士学习满文的机会。以让西欧耶稣会士服务清朝、从事外交为目的而实施满文教育是满文作为侍讲语言的另一个理由。在1687年来华的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张诚、李明（Louis-Daniel le Comte，1655—1728）、白晋、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中，在数学、天文学相关领域最为突出的是洪若翰，如费赖之所言，洪若翰于法国国内已经具有多年教学经验了。^[31]不过，被选为侍奉康熙帝的宫廷数学家的是比较缺乏学术成果的张诚和白晋。这件事在科学史研究者中是一个长期的未解之谜，但如果理解向康熙帝侍讲的目的之一是使侍讲者学习满文的话，那么这件事自然是十分合理的了。张诚和白晋当时来华的年龄都在30多岁，而洪若翰已经44岁了。因此张诚和白晋对新的语言记忆力更强，而且他们被寄予工作年数的期望也比洪若翰长10年。康熙帝自己修改了西欧科学的讲义录。如巴多明的回忆中所提到的（《中国的医学与技术　耶稣会士书简集》平凡社东洋文库本，第78页），康熙帝出于教育上的考虑选择了等待，直到西欧耶稣会士自食其力找出适当的表现方式。这样的负担通过选择更容易接受新语言的比较年轻的西欧耶稣会士作为教育对象而有所减轻，这对康熙帝本人而言，是极为合理的举措。

根据费赖之的记载，雍正年间任职钦天监监正的西欧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ögler，1680—1746，1716年来华）并无太高东亚语言相关的语言能力。^[32]晚年康熙帝费尽心力让巴多明学习满文，巴多明奠定了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1722年来华）等后来的西欧耶稣会士学习满文的基础。由此，雍正年间翻译外交材料的工作才从翻译科学材料的工作中分离出来，并且使得科学工作只需要考虑科学上的能力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