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学与西洋学
戴震在执笔《勾股割圜记》的约两年前写下的《与是仲明论学书》（1753）中，回顾自身的学问，简洁地概括了其关于古典研究的方法。根据他的思考，“事经学者”在方法论上，不可疏忽下面三点。
第一，经典的研究以小学为基础，必须从“字”的研究到“词”的研究再到对“道”的把握，循序渐进。“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如是论及作为古典学应该具有的最低限度的解读技能，成功地大幅提高了基础学科小学的价值。
第二，戴震认为学者当为的是，尽可能地广泛学习天文数学、古韵学、考古文物、历史地理、博物学等，因为并不是不通晓典章制度就不能明白经义。[12]他通过这样的研究探究古代制作的“本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圣人之道”目标的真正含义。《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的“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郑学斋记》的“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以及《古经解钩沉序》的“求道于典章制度”等言，比《与是仲明论学书》更具体地说明了这种精神。对戴震而言，精通典章制度即精通天地圣人的心。
第三，戴震提到，在学问研究中“淹博”（博览）、“识断”（见识）、“精审”（致密）三者是必需的。虽然戴震认为自己具备了以上三大学问研究的要素，但如果与同样博学的郑樵与杨慎比较，他认为自己还未达到“致密”的标准。如此看来，戴学中最为看重的也恰好是中国理念中最为缺乏的“致密”，即知识的体系性和理论性、论证性。[13]钱大昕也在《戴先生震传》中写道，“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指出戴学善于论证。
总而言之，戴震贯彻了经学方法论的变革，（1）以小学为基础，（2）针对广泛的领域，（3）用论证的形式，完成了古典研究。上述描述不仅仅指涉戴学，也包含了清学尤其是整个乾嘉之学。(https://www.daowen.com)
此外，清朝考证学的学问方法中，认识到西学（西洋学）的深刻影响的中国学研究者绝对不少。比如胡适认为，当时多数人科学且精密、细致的考证是由17世纪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带来中国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虽说考证学的方法受到西学的影响，与“科学的研究法”十分接近，但究竟是哪一点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影响？真的接近“科学”吗？又是谁把西方方法论带进考证学内的？以前的专门研究在这方面有欠缺，详细内容并未明朗。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从确定受到影响的部分开始论述。
梁启超似乎认为清朝考证学受到西学影响的是“纯粹地使用归纳法”这一点，[14]从清学的“实事求是”的口号而言，这样的见解似乎颇为妥当，但事实上这可能只是浮于表面的理解。因为，（1）归纳法和类型性联想不仅是推动中国传统历算学的原动力，还构成一般思维的根基，对中国人而言不过是日常再普通不过的思考方式；（2）西洋的天文数学与此相反，具有彻底地追求数理的思辨性和成体系的论证性的特征，与中国式的思维在根本上不一样。不过反过来从这两点出发来思考的话，推测西学产生的影响并非难事。笔者的推测如下。清学的考证中常见的论证的犀利——构成戴震的方法论第三点的论证性、体系性和演绎性，是西洋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的核心。[15]另外清学中显著的学问专门化、分类化应该也能被视为从西洋学中学问总体的体系性而来。
接着，西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关于其广泛性和深刻性，（1）清朝的考据学把宋明经世学中罕见的论证性当作自身的特征，（2）这是因为受到西学的影响，而西学的论证性对于从经世到考据范式的变革产生了强大的作用，除了空前便无法用其他词来形容了。然而关于影响和论证性的质量，可以说明得再具体一些。西学传来以前和以后的思考法、记述法根本不同，一般而言，在此以前的考证以正确把握对社会道德实践有益的人的作为与历史事实为至上的绝对命令。之后的考证则首要避讳思考论证的空洞，将注意力集中于在理论上实证思考的前因后果。上述的考证方法主要着眼于以理论来证实所思考的“前因后果”，而这样的论述乃至在论证上产生的质变在数学书中体现得最为显著。比如戴震的《勾股割圜记》从结构到理论都与西学传来以前的传统数学书完全不同，二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的记述法自始至终逐一说明“术”（演算法），其论考也以个别的“术”告终。如前文所述，《勾股割圜记》全篇解释前后统一的数理，用同一个原理解释全篇正是此书的目的。从某个方面来说，对戴震而言，补充数学上的新的洞见等并不十分重要。[16]最重要的是仅根据理论构建的原理为基础，有组织地解释整体。包含笔者在内的众多学者普遍认为，戴震的这种思考方法确实体现了对西学论证法的研习。
接下来笔者想思考的是被认为是清学根基的考证学中，是谁导入了西学的方法论。关于这一点现在只能做一个暂时的推测，但最初有意识地并且大规模地实践了这个方法论的，恐怕要数戴震了吧。因为，（1）理论上，考证学和历算学隶属于同一学术范畴，或者说即使不算是同一纬度的学术，也几乎不太可能有意识且全面地在不同学问中采用不同的方法；（2）实际上，戴震认为考证学是“儒林的小学”，历算学是“儒林的实学”，他显然视二者为同一范畴的学问。确实，梅文鼎对考证学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不过他对历算学以外的学问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另外戴震的老师江永也在考证学、历算学上出类拔萃，但西洋学问的影响还“未波及构筑此人学问的理论结构”[17]。因此，笔者只能以是戴震首先大范围地在朴学采用了西学方法论来解释。